佛塔起源于印度，最初建塔主要用于埋藏、供奉佛陀和高僧的舍利，形制也比较单一。后随佛教的发展、东传，为中国建筑所采用，经过古代匠师的不断创造和印度佛教文化的持续传播和影响，发展成为包括楼阁式塔、密檐式塔、喇嘛塔、金刚宝座塔、亭阁式塔、花塔、过街塔、经幢式塔等在内的十几种形式[1]。金刚宝座塔也是随印度佛教文化的传播，几经演变，融合汉式建筑和藏式建筑的诸多元素形成的佛塔形式。
一
金刚宝座式塔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在方形平台上分建五座佛塔，一塔居中，其余四塔分列四隅而建，形成一塔高大居中，四塔稍小分立的建筑外观形象。金刚宝座塔的建筑方式主要包括三类：单体建筑、建筑顶部的附属部分和作为塔刹建造。我国金刚宝座塔依据的蓝本为印度佛教圣地菩提伽耶的佛陀成道纪念塔,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中部伽耶城南的摩诃菩提寺。寺顶四角各有一小塔,中央为一方形大塔,塔身下宽上窄,最上部呈圆锥形尖项（图一）。此塔即是作为佛殿顶部的组成部分而建造。
根据已知的考古调查，我国金刚宝座塔的最早实例是武威天梯山十六国时期的北凉(397－439)石窟，窟正中为雕刻四面佛的中心柱，四隅为略具塔形的壁柱[2]。其后有五世纪中叶北魏（386－534）云冈第6窟的一个塔柱，在大塔的底层四隅各附一座小塔，具有金刚宝座塔的形制特点。最具典型特征的实例是敦煌莫高窟第428窟北周（557-581）壁画中表现的金刚宝座塔（图二），只是五塔还未发展到共用同一基座的形制，突出表现的是主塔下面的金刚宝座。[3]
在现存的建筑实物中，山西朔县崇福寺的北魏石刻中的金刚宝座塔石刻、唐代吐鲁番交河故城的土质塔林（图三）、山东济南的唐代九顶塔、河北正定的金代广惠寺华塔以及辽金元时期华北、东北等地出现的多角塔下层刻作塔形的隅柱等都呈现出金刚宝座塔造型。及至明清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对藏传佛教的支持，金刚宝座塔建筑实物遗存较多，造型成熟，外观组合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我国现存的金刚宝座塔仅十余座，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和华北地区，最为著名的主要有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的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建于清雍正五年（1727）的呼和浩特慈灯寺金刚宝座塔、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的北京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和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北京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图四）。其中以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最具代表性（图五）。该塔系由印度进入汉地的高僧将菩提伽耶塔的范式传入中原后,建起的第一批金刚宝座塔。据明代史料记载:“成祖文皇帝时,西番板的达来送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式。诏封大国师,赐金印,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成化九年诏寺准中印度式,建宝座，累石台五丈，藏级于壁，左右蜗旋而上，顶平为台，列塔五。”[4]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分为下部基座和上部五塔两部分。基座为长方形的砖砌拱券式结构，各层四面加置披檐五层，檐下排列密集的小型佛龛，龛内各雕坐佛一尊。基座的南、北两面正中设券门各一。基座的内部采用北宋砖塔中常见的回廊式结构，沿回旋式踏道可达顶部的五塔平台。踏道的出口处建有一座小型的重檐琉璃罩亭加以遮护。塔座之上建五座方形密檐式石塔。中心主塔十三层，顶部为覆钵式铜制塔刹，据传印度僧人朝贡的五尊金佛就在其中。四隅石塔稍低，皆为十一层，石制塔刹，与主塔形制相同，皆由仰莲、相轮、华盖、宝珠等组成。五塔下面均有须弥座，塔身所刻佛像，采用了中国雕刻传统中的减地平钑技法。[5]
二
金刚宝座塔的出现和发展与密教（佛教密宗）的兴起和传播具有直接的关联。密教起源于印度大乘佛教中的陀罗尼信仰，在经历了2～5世纪的初创阶段、6～7世纪的中期发展阶段和8～12世纪的后期成熟阶段后，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随着阿拉伯伊斯兰圣战军队对超岩寺和那烂陀寺的焚毁，代表印度佛教最后形态的密教走向终结。[6]
密教在中国汉地的最早传入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影响有限，到了唐开元年间，由于得到以唐玄宗为首的帝室支持，以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为代表的印度僧人分别从陆路和海路将密教教义再次传入中国，形成中国的密教，兴极一时，并传至朝鲜和日本，至唐末逐渐衰落。而在藏地的松赞干布时期（617-650），开始有极少量密教教法传入西藏，后于墀松德赞时期（755-797），又有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传播佛教密法，形成藏密并建桑耶寺作为藏密的根本道场，后经传入和取法等方式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至元明清三代更是由于得到上层支持，历久不衰。[7]
曼陀罗
(梵文Mandala)，又称曼荼罗，意为坛、坛城、道场，是一种十字轴线对称，方圆相间的祭坛建筑形式（图六）。它是古代自然崇拜的产物，最初是指用堆土形式做成方坛和圆坛，用于举行神圣的宗教仪式，对大自然中不可解释的神秘力量进行祭祀。在古印度原指国家的领土与祀神的祭坛，后被密教作为供养、受法、修行和证悟的场所，成为修习各种仪轨的必备元素。密教的曼陀罗是在吸收显教理论和外教天神崇拜、咒术、供养方法等仪式的过程中逐渐组织化、系统化，最终形成构图多样、内涵复杂的曼陀罗文化，成为佛教体系中一切最高层次和最深远境界的图像[8]。其设置方式涵盖了绘画、雕刻、造像、建筑等多种艺术类型,以塔为曼陀罗是建筑形式中的一种，其表现形式从早期的塔林表现五佛义理，简化为同一方基上以最少五座塔的格式作为五佛曼陀罗的表达形式。因此，金刚宝座塔是曼荼罗佛教义理的一种空间化表现。
早期密教只有四方佛,五佛义理的出现则略晚,属《大日经》和《金刚顶经》时代的产物。密教在陀罗尼时期尚未出现系统化、组织化的五佛曼陀罗。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西域僧人帛尸梨蜜多罗翻译密教经典《大孔雀五神咒经》，将密教传入中国，也带来了包括曼荼罗在内的祭坛仪轨。唐代，南印度人菩提流志所译密典《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和善无畏与一行共译的《大日经》中都出现了五佛名称和五佛曼陀罗的设立法、供养法,但五佛的名称并不固定。后来，一行在其《大日经疏》中详细解说了五佛名称，强调了四方佛与中央佛的一体关系。在不空译《金刚顶经》后，经过其体系中各部经典的发展完善,五佛义理初步形成。北宋时，北印度高僧施护译《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对《金刚顶经》体系内的概念又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使《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的体系达到完备,五佛曼陀罗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建立和定型。[9]
密教以五方佛宣扬“五佛显五智”之说，即代表法界体性智的中央大日如来、代表大圆镜智的东方阿閦佛、代表平等性智的南方宝生佛、代表妙观察智的西方阿弥陀佛、代表成所作智的北方不空成就佛。金刚宝座式塔表现的是金刚界五佛同居于一个方形宝座上的特殊供养格式,其中的金刚指密教金刚界,即大日如来智德所构成的宇宙空间,如金刚杵般坚强,其对应概念为胎藏界,即大日如来的慈悲所构成的宇宙[10]。金刚界智德的化身即是五佛五智,故蕴含五佛五智义理的金刚宝座塔即是五佛曼陀罗的外化形式。
三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上说，外来宗教在异质文化土壤中生存和发展，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交流和融汇现象，需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11]。只有同本土化类似的或相适应的精神价值结成联盟，外来文化才能存在和发展。佛教的传播历史印证了这一规律，作为佛教建筑的金刚宝座塔也是如此。
在建筑形制上，虽然金刚宝座塔脱胎于具有印度传统建筑特点的菩提伽耶大塔，但在中印两国的古代文化中，对宇宙模式的认识方式和艺术思维具有很高的一致性。由于密教的作法仪轨和中国传统的祭祀形式很相似，所以密教也容易被中国人理解接受。作为佛教建筑的古印度菩提伽耶大塔的形式与代表中国古代礼制建筑的明堂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似之处，明堂中心兀立突出、四周围护簇拥的平面构图和立体形象，与金刚宝座塔的曼荼罗图式具有同构特征。[12]
从莫高窟428窟北周壁画的五塔形象可以看出，金刚宝座塔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初，其外观表现是基座较为低平，五塔分布也相对分散。后来随着佛教文化逐渐得到认同，金刚宝座塔的形制也随之吸收和融合了中国高台建筑的结构特点，最终演变为中国化的高台建筑结构形式。与最初的设计手法相较，此种结构，使得高台内部空间的实用功能得到了丰富，如中国现存的四大金刚宝座塔及北京玉泉山妙高塔、襄阳广德寺多宝佛塔都是通过台座内部的砖石踏道登上宝座。真觉寺塔、慈灯寺塔在踏道的上出口处还建有攒尖顶罩亭（图七），用于遮蔽风雨，设计理念上更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和使用习惯。随着中国塔类建筑形式的不断发展和丰富，宝座上的建塔形制也不再单一，而是将单塔形式中的密檐式、楼阁式、覆钵式等多种造型应用其中。
另外，敦煌莫高窟428窟壁画中的金刚宝座塔，虽然整体造型还是印度塔式，但其整齐的瓦垄，外侈的挑檐，一斗三升的立柱斗栱和多层的平座栏杆，已经是中国楼阁式建筑的做法。北京玉泉山妙高塔高台四面各建悬山式抱厦门楼，并安装博风板遮护，中心塔为覆钵式喇嘛塔，塔体拱券门上部做砖质披檐，具有汉藏建筑元素融合的多重风格。（图八）
在装饰风格上，既有常见的佛教传统图案，如真觉寺塔、清净化城塔上雕刻有表现释迦牟尼一生从白象入胎、太子降生、四门出游、逾城出家、修法成道、初转法轮、降服魔众到涅槃示寂等八件大事的“八相图”，也有表现菩萨、天王、罗汉、力士等佛教胁侍和护法人物的造像及莲花、忍冬等植物题材的装饰图案[13]。在佛像雕刻上，不仅有大日如来佛、阿閦佛、宝生佛、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等金刚界五佛，还有弥勒佛、药师佛。雕刻佛像最多的为慈灯寺塔，其宝座上的佛像有1119尊之多。[14]
金刚宝座塔的雕刻内容，常常突出表现狮子、象、马、大鹏金翅鸟等金刚界五佛的坐骑（图九）。这是金刚宝座塔在雕刻内容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北京真觉寺塔、云南官渡穿心塔、呼和浩特慈灯寺金刚塔等雕刻内容上都有具体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用多种文字刻经是金刚宝座塔雕刻内容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慈灯寺金刚宝座塔的须弥座上枋为石刻梵文、蒙文、藏文的佛教吉祥语,分段布局,周匝一圈,刻《金刚经》密教译本,与汉译本有所不同。其它各处均以梵文六字真言遍刻塔体。梵文六字真言分龛计1563组,七层女墙计23组;宝冠式石雕梵文则以六字真言为主,计三个类型16组梵文咒语。这些六字真言的广泛使用形成了极强烈的艺术装饰效果[15]。真觉寺塔须弥座束腰的上枋和下枋上，用梵文、藏文浮雕八思巴在中统四年（1263）致忽必烈的“吉祥海祝辞”，祝辞用诗的格律写成，每句9字或7字，总共44句，这是北京现存唯一的藏文浮雕石刻，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16]。清净化城塔的4座八角形汉白玉经幢也分别刻满了《楞严大哈达喇呢咒》、《般若波罗密经》等经文。
另外，还有表现藏传佛教特色的法器金刚杵和轮、螺、伞、盖、罐、花、鱼、长等吉祥八宝。尤其是真觉寺塔和慈灯寺塔上的“佛足迹图”（图十），象征佛陀足迹遍布天下，在艺术表达上还保留着印度无佛像时期对佛陀象征性的表现方式。
四
从我国现存金刚宝座塔的分布区域上看，以华北、西北居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密教的区域流布状况。从传播的时间上说，金刚宝座塔作为密教的崇拜物，在北朝和隋唐时期伴随着密教在丝绸之路上广为传播[17]。后来藏传佛教的密教信仰也随着元代立国者的推崇由西藏向内地扩散。出于对边疆怀柔政策的需要，明清两代都提倡藏传佛教以安抚蒙藏，给予藏传佛教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18]。这也是现存金刚宝座塔中明清时期实物遗存居多的原因之一。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将曼陀罗定位成“个人心智中各种互相对立力量趋于统一，协调自我人格的共同心理结构的象征物”。从金刚宝座塔的功能上说，早期金刚宝座塔具有明显的曼荼罗修持功用，把宗教仪轨放在首位。如交河故城塔林即是表示五佛五智理念的曼陀罗，规模独特而宏大,示现的教理清晰明确,是一座典型的佛教坛场,标志着西域僧徒对印度密教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发展[19]。而明清金刚宝座塔侧重于突出建筑格式和密教的象征作用，通过提高塔基,增加高度和体量,突出塔的威严壮美,通过审美性、世俗性的手段，将具有强烈抽象思辩性的宗教哲学和教义转化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从而完成金刚宝座塔的宗教使命[20]。因此，当菩提伽耶金刚宝座塔的范式经西域创新实践后，再次向中国汉地传播时,
已淡化了曼陀罗的宗教修持功用，强调的是密教五佛曼陀罗理念的艺术化表现。
综上所述，金刚宝座塔是依托佛教五佛曼陀罗义理，借鉴印度菩提伽耶大塔的形式发展而成的一种建筑类型。它源于印度，随佛教外传进入西域，成为西域密教金刚界大曼陀罗观修的坛场，在西域佛教衰落后东渐内地。由于符合政权上层的政治需要并融入汉藏建筑和文化元素，金刚宝座塔原始的曼荼罗修持功用逐渐削弱，成为密教信仰的外化形式，后几经演变，最终成为中国佛塔的建筑定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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