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对雕版印刷术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伴随着经典的流通，对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起过“催生剂”的作用。本文仅就佛教与印刷术的关系及其在版本学史上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七世纪前期的佛像雕印是雕版印刷术的起源
　　印刷术究竟在何时发明？这是颇为重要的问题，至今中外学者还没有一致的意见。这里，我们先引人们常常引用的隋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敕文中“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见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的话，来展开问题的讨论。对这一史料有两种理解：疑者谓前人误解文义，以像只能雕塑，不可雕撰。雕，指雕塑佛像；撰，指撰写经文。信者谓确凿史料，以“像可雕版，且中国镂版之兴，更从雕像始”，“废像重雕，不为无据”(吴则虞《版本通论·雕版之始兴》)。这里的“废像重雕”果真是雕版佛画吗？考《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原文，实则不然。该文记载“周武之时，悉灭佛法，凡诸形像悉遣除之，号令一行，多皆毁坏。其金、铜等或时为官物”，“木石之像，皆将别用”。隋兴后，文帝多次下敕文：“如有见存，并可付随近寺院安置”，“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像成后“再日设斋，奉庆经像，日十万人，寺别敕使香汤浴像”。川金、钢、木、石诸材料造成的像应是立体佛像；香汤浴像，是用二指沾香水于佛顶上，可知敕文所云“悉令雕撰”即“废像重雕”，当为雕镌立体像无疑。
　　因此，根据这一史料以为当时已有雕版佛像，就欠正确了；但如果由于这一史证不能成立，即谓隋代决未曾雕印佛像，也未免武断。我们认为“中国雕版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关系”(向达《唐代刊书考》)，雕版之法应是出自佛像之雕印，而且远在隋末已有佛像雕印的可能。
　　这里，我们不妨先从佛教的法舍利谈起。舍利就是佛骨，有舍利的纪念物叫塔，梵文全称窣堵波；无舍利的叫制多，或译为制底，支提等。据《大唐西域记》卷九记载：“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其中有放置经文，也有放置泥像或雕印佛像的。如唐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云：“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制底的体积比较小，佛像的体积更小，其状形象阿育王塔一般。阿育王塔就是用八万四千个小舍利塔组成。后来五代钱俶造的塔，也就是模仿阿育王塔法，雕印了八万四千卷《宝箧经》舍入塔内。又如日本宝龟元年(770 年)刊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分置于各地小塔中，这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法舍利。可见那时中国的法舍利，已相当流行了。而制多之法，体小量多，泥像制造更为困难，故塑造泥像，供不应求。我们的祖先原有雕刻印章的技术，因此就非常自然地运用到雕刻钤印佛像上来。用印像代替塑像，既省工又省料，雕版佛画就这样应运而生了。此类佛印，后来在敦煌、吐鲁番及土耳其斯坦发现的无虑万千。“斯坦因在1908年所得诸印，有若干式样好象多少直接与印度造像寓有关系”，“有时印章模型做自中国”(郭鲁柏《西域考古举要》)。一张纸印像几百、几十乃至一个不等，它们俱为唐代遗物。此类佛印流传甚广，据《西域志》云：大唐显庆五年(660)九月二十七日王玄策至菩提寺，寺主名戒龙，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使人以下各赠象牙佛塔、舍利宝塔、佛印等物(《法苑珠林》卷三十九)。又义净在印度时(671-694)看到印度一些地方不是“拓模泥像”而是“或印绢纸”的印钤佛像放置在制多里，可见佛印在印度某些地方已是相当流行了。
　　当然，印刷术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和创造，并不是“印度像印开印书之先路”(向达《唐代刊书考》)。但应该肯定，由于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法舍利，加速了印刷术的诞生。同时早期印钤佛像的构图与印度的雕塑佛像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在这种意义上说，其发明与“印度造像寓有关系”。而佛像印技术是我国首创发明的，所以印度、西域的佛像印“模型做自中国”。我们知道，印度原来是不雕塑佛像的，后在希腊人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健陀罗”艺术，又在中国人的影响下才掌握佛像印的技术。这点正生动地说明佛教的传播推动了各国文化的发展这一客观事实。
　　正如鲁迅所说：“木刻的图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其最早见于纪载的是唐冯贽《云仙杂记》有“印普贤像”题，引《僧园逸录》所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玄奘于贞观三年(629)西游印度，达十七年之久，贞观十九年(645)回国，于麟德元年(664)圆寂，其印像事应在回国以后(即645 -664)。王国维在《晋开运刻毗沙门天王像跋》中云：“古人造佛菩萨像作功德，于范金刻石图绘外，兼有雕版，余见敦煌所出唐写经背印有木刻千佛像是唐刻也”。又据张志哲《印刷术发明于隋朝的新证》所提到敦煌发现的一张佛像，其刊印的时间似为唐初。
　　那么发明雕印佛像时间的上限到底应在何时呢？从佛像印、玄奘印像，及佛印传至西域、印度等地的时间来推断，其上限可向前推到公元七世纪初，即隋末。同时，我们从法舍利是雕印佛像起源的一个外在的推动力量这一重要因素来看，隋末正是大造舍利塔的时期，“隋代佛史上最大事件有二：一关中兴佛法，一舍利塔之建立”(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而隋代造塔之风蔚兴，与当时翻译一些崇拜制多的经典有关，也与隋文帝平生经历有关系。据隋王劭作《舍利感应记》载，“皇帝昔在潜龙，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于是始作七宝箱以置神尼智仙，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像焉”。隋文帝在仁寿元年至四年(601-604)三次下诏，在全国各州修建舍利塔，总共造了一百十三座，还“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十八躯，自余别造不可具知之矣”(《法苑珠林》卷一百)。可见当时造制多之盛和造佛像之多。因而，我们推想在隋末(600-617)已有佛像雕印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最后的确断还有待于文物资料的新发现。
　　八世纪前期密宗咒经印本是雕版印刷术走向成熟的代表
　　佛教密宗的产生是在公元七世纪初期。唐玄宗时，正式传入我国。雕版印刷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和佛教结下不解之缘。由于密宗盛行，社会对咒经的需要量随之增加。雕印咒经之风蔚然兴起。考诸现存实物及文献，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本推日本宝龟元年(770)舍入百万小塔中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其刻本大小亦与我国五代钱俶雕印而舍入塔中的八万四千卷陀罗尼略同。而唐代的日本文化大都传自中国，“其制当出于唐，是唐大历以前必已有此种印本”(王国维《显德刊本宝箧印陀罗尼经跋》)。1966年10月，在南朝鲜庆州释迦塔中发现了公元751年左右刊印的此种印本，证实了王氏的推断。
　　《莫高窟石经室秘录》有：“《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二朝灌顶国师三藏大广智不空译。罗振玉按：此经无雕刻年月，共三十行，每行字数不等，其字似初唐写经，又‘国师’之国字上空一格，其为唐刻无疑”。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唐写经《佛顶尊胜陀罗尼》末尾有墨书“弟子王某发愿雕印”一行，这卷几百字的陀罗尼有王姓弟子发愿雕印过。此唐人写本正是该印本的转录，可惜印本没有流传，雕印的年代与地点均不可考；而雕印年代与地点可考的，是现存国内最古刻本——唐刻的梵文陀罗尼经。其经卷端题有：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一行。此咒经于成都市内一唐墓中出土。据考证，唐肃宗显德二年(757年)成都改称府，此经当是该年以后刻印的。“文革”期间，长安西部一座唐墓中也发现了和上述印本《陀罗尼经》同样的经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由于密咒的崇拜，将咒经舍入塔中者有之；念诵供养者有之；印本布施、出售者亦有之。其中雕印出售的咒经竟有梵文印本，这表明当时印刷业已有相当的规模了。同时因为懂梵文的人毕竟不多，这也表明当时印行的咒经并不都是为了阅读研究，也有作为供养求福的。这些咒经字数不多，内容比较简单，它同稍后出现的历书一样，都只能算作雕版印刷术尚未成熟的过渡时期的产物罢了。但在整个雕版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中，其历史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
　　九世纪的佛经印刷是雕版印刷术开始成熟的标志
　　印刷术的发明，不可能由某一人在某时突然创造出来，它必然是经过若干年代的孕育酝酿，在集体创造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到了公元九世纪才达到成熟的阶段。目前传世最早的、有明确年代记载的雕版印刷的书，是在我国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金刚经》，其卷末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记。从其制法手段的纯熟，线纹、刀法的峻健有力，证明它是雕版印刷技术已经成熟的作品。此外，《大正藏》收有日本僧人《惠运请来教法目录》，其中有“《降三世十八会》印子一卷”。按印子即印本。惠运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归国，他所携归的印本《降三世十八会》的雕印时期，至迟也在大中元年。据司空图《一鸣集》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题下注云：“印本共八百纸”，又云：“自洛城关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这里的“洛城关遇，时交乃焚”是指唐武宗毁佛而言。武宗自会昌五年(845)开始正式大反佛教。其原先印本当在此时以前开雕。又考司空图咸通十年(869)举进士，时在东都，此云“欲更雕锼”，应在是年以后再次印行，不难看出，当时雕印佛教书籍已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佛经的传播，促进了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术趋向成熟的初期又以雕印佛经为主要任务。
　　佛经的大量印行与各地印书业的形成
　　雕版印刷术到唐末才渐次被应用于术数字学等书的印行，至五代后唐长兴二年(931)它才被儒家利用。佛教方面，承唐代遗风，民间及寺院刻经事业继续发展。北宋初期，产生了大批雕版技术熟练的工人，从而又推动了佛藏的雕印，并形成了地域性雕版印刷中心。
　　蜀本：蜀地雕版早已流行。国内现存的最早的刻本是蜀刻的梵文咒经。在咸通时还雕印了一些字书，如日本僧人宗睿咸通四年(863)带回日本的书籍中就有《玉篇》、《广韵》等西川印本书。蜀地之所以成为当时刻书业的中心，是由于它在唐代曾两度成为临时首都，给那里带来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同时由于蜀中当政者和佛教徒们提倡刻书，更刺激了出版事业的昌盛。如前蜀乾德五年(923)蜀国县城和尚出版贯休的《禅月集》，而唐末“皆传布古书，未有自刻专集，则自刻专集殆自是集始，是亦可资考证也”(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禅月集》的刻印开拓了自刻文集的先河。
　　到了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倡刻《大藏经》，成都雕版工人承担了刻版工作，刊成了我国第一部佛教大丛书——蜀版《大藏经》。此藏的刻成，对蜀地的刻书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承担《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的刻印工作创造了条件。“蜀本”由此而得名，并驰誉全国。
　　浙本：谈到浙本，我们首先应该提到五代吴越国延寿(904-975)禅师大量印刷佛经、咒语、佛画的业绩。据张秀民统计，仅经延寿集资印制的佛经达四十二万卷之多，可惜现在片纸无存。其次是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刻《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陀罗尼经》，根据现存实物来看，至少刻过三次。一是刻于后周显德二年(956)，1917年在湖州天宁寺发现二、三卷，1971年在安徽无为的一座砖塔下也发现同样的一卷。再为在1971年于绍兴发现题为“时乙丑岁记”(967)的刊本，它“不但扉画线条明朗精美，文字也清晰悦目，如宋本佳椠”(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三为乙亥(957)刻本，于1924年在倒塌的雷峰塔砖孔中发现；与此同时又发现塔图、佛经人物故事画，刊刻比较精细，这些“是国内现存最古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本佛经相似。浙江龙泉发现的北宋初刻的佛经线叶，字体宽博，和南宋官版也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它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在工作着，这就无怪乎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序》)。
　　“总之，吴越国印刷事业如此发达，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实有承先启后之功，宋代杭刻冠于全国，而北宋杭州的刻印技术，实际上是受到吴越老刻印工的传授指导而发展起来的，有的可能直接参加宋初印本书的生产”(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佛经的雕刻对浙本的形成其影响由此可见，以至后来南宋时期两次在浙江雕印《大藏经》，充分反映了两宋时期浙江刻书业的昌盛。
　　建本：人们习惯上把福建本称为建本或闽本。建本有时专指建安(又曰建阳)的刻本，该地造纸业发达，出版业也很昌盛，但“北宋时是否出过书，现在还无确证。今天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南宋初年的，所以宋代建本即意味着南宋本”(赵万里《谈谈印本书籍发展简史》)。我们认为，建本在北宋时不应只是专指建阳一地的刻本，建本之渊源应是福州佛藏本，即天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福州僧人倡刻，至徽宗政和二年(1112)完成的《崇宁万寿大藏经》(全藏六千四百三十四卷，梵夹本，凡五百九十五函)，这应是南宋建本的前身，同时也是福建刻书业蓬勃发展的标志。稍后的《毗卢大藏》(1112-1172)也在福州开雕，雕印之精，可说“是宋刻本的标准本”(于乃义《古籍善本书佛道教藏经的版本源流及鉴别知识》)，是建本的佼佼者。据此，建本在北宋时的定义不应囿于建阳一地，而应扩于福建全区；同样，建本的时代也不应只“意味着南宋本”，崇宁、毗卢二藏不能也不应排除在建本之外，而应立于建本之林，冠于建本之首。
　　各民族的刊本：我国雕版印刷术流传区域之广，在兄弟民族中流行时间之早，是令人惊叹的。敦煌——这当年我国河西走廊的门户，由于佛教的传入，与西域印度等地往来频繁。到了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更有了显著的发展，雕版印刷术很早就在地处边陲的敦煌广泛流传了。在敦煌发现有五代时镇守敦煌郡的曹元忠倡刻的经像三种，即晋开运四年丁未岁(947)雕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观世音菩萨像，天福十三年戊申(949)雕版的《金刚经》，三者字法、刀法、式样同出一人之手，即题记中提到的雷延美，他是我国最早留下姓名的刻工。
　　清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在敦煌、黑城、库车等地寻得为数可观的粟特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等印本佛经。这些不同文种、不同地域的作品说明我国各族人民于一千多年前，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已奠定了自己民族的雕版形式，给后代印刷术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一月东女真国(即辽国)入贡，赐《大藏经》一部。辽国得到此藏后，不久即开始重雕大藏的工作。《辽藏》(《契丹藏》)流布甚广，曾屡次把《契丹藏》赐给高丽。以前此藏久佚，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辽刻也一直是一个空白。1974年应县文物保管所在佛宫寺释迦塔辽塑佛像内发现统和八年(990)至乾统元年(1101)在燕京仰山寺、弘法寺等寺院雕印的《契丹藏》五十卷，填补了我国刻经史、版本史上的一个空白。
　　我们还应当提到的是闻名中外的《赵城藏》。据研究，它是在金皇统八年(1148)至大定十三年(1173)于解州天宁寺雕印的，共七千余卷(现存四千余卷)。印刷清晰，字体劲拔。每卷前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其刀法、线条和宋版佛经相比，具有豪放、严整和生气有力的特点。这部《赵城金藏》是研究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历代佛教书籍制作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出佛藏与当时金本的平水本特别是平水版画之间的关系。
　　佛经的印行对印刷技术发展的影响
　　如果说佛经的印行是各地刻书业中心形成的前身，那么佛经的印行就可说是推动印刷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因了。这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佛经印行对促进了印刷技术发展的几个具体方面吧。
　　1.经折装的产生：在五代以前的佛经和其它书籍均为卷轴式或旋风式，这些形式的书阅读时有很多不便。而印度佛经是用贝多罗树叶做成的，简称贝叶经。由于贝叶耐磨轻便，千百年后字迹仍然很清晰。它有一定的长短规格，并在叶片旁穿孔贯线，串成一本，携带、翻阅都很方便。贝叶经这种独特的装式对我国书籍册叶装的形成无疑是产生过影响的。在它的启发下，经折装——中国式的“贝叶经”装订法，早在五代时就产生出来了。英国斯坦因在敦煌取书记里对此有一段描写：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不是卷子本，它是折叠而成，可能是这种形式的第一部书。折叠本书籍是幅连不断加以折叠，甚似近代的火车时间表。此小册佛经即为此式，共凡八页，只印一面，然后加以折叠，最后将其它一端悉行贴稳。于是展开之后，甚似近代书籍。此书时代为乾祐二年，即公元九七九年。
　　折叠本的出现，省去了卷轴本翻阅时卷舒的麻烦。贝叶经每页穿孔贯线而成书，它又启发了册叶本线装书的产生。因此，折叠本可说是向册叶本过渡的一种装订形式。
　　2.木活字的运用：佛教徒为使佛经易于流通，不仅在经书的装帧方面下功夫，以便利教徒的阅读，且运用新型的印刷术——木活字来印刷佛经，以缩短经书出版的周期。当北宋布衣毕升发明活字版时，曾试用过木活字，但因印刷效果不佳遂半途而废，到了公元十三、四世纪木活字版又重新登上印刷业的舞台，并被广泛使用。
　　在敦煌曾发现一个回鹘字的活字盘，据研究是元初的遗物。它以一单词为一印，应是根据汉文的木活字而设计制造的。从现存的回鹘文典籍的内容来看，大都是佛教方面的书籍。因此，活字盘的最早使用，是为了印行佛经的需要，几乎是无可怀疑的了。与此同时，西夏人倡刻的西夏文佛经，其中曾有木活字版西夏文。据王静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一文考证说，“从汉文译成西夏文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其卷五末尾，有一段西夏文发愿文，其中云：一院发愿，使雕碎字。碎字当指活字”。又卷四十题款记有“选字工”字样。经专家鉴定，此书确为元木活字本。元代出现了用活字版印西夏文佛经，确为印经史乃至整个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现在推定这活字版佛经在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以后印行。这部西夏文活字版《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现存最早的木活字本书籍，从中也看到了这一科学成果与佛教传播事业的关系。
　　3.套印本的发明：佛教徒除大量雕印佛经外，还首先运用套印技术印刷佛像。据卡德《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载，“在柏林见土鲁番废纸中有着色的像一张”。我们从与这一佛像同时发现的文物、佛教传入回鹘及印刷术传播到西北边陲的时间来推断，着色印本佛像的出现不会晚于宋末。如宋大观元年(1107)出现的两色会子，就是个很好的旁证。尽管它们是一版涂两色而印成，但总算是朱墨印本。可以看出，由着色绘画发展为着色版画印刷，后来才演变成套印本，由版画的套印转入文字的套印，这就是套印本演变的大致过程。它的出现，为印刷术开辟了新的蹊径。现存最早的套印本为元至元六年(1340)湖北江陵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注《金刚经》，卷首灵芝图和书中注解都是用朱墨套印。这图文并套的印本，正是套印本的初期作品，也说明套印本首先运用于佛经。
　　总之，今天我们要探讨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就应在保存下来的佛像、佛经等文物上开始研究。这些构图丰富、刊刻精致的佛画、佛经等珍品，是中国雕版发展初期所遗留的辉煌灿烂的史迹，它们给后代印刷术开拓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佛经外传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传播
　　佛教从六世纪初由中国传入日本。随着中日僧侣的频繁往来，佛经大量传入日本。特别是鉴真大师东渡传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据《三国传记》卷七载：鉴真在东大寺校正一切经后，并刊印律宗三大部。可见他还是中国雕版印刷术传入日本的滥觞。但“几乎所有学者不相信刊印律宗三大部的事”(宫本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我们觉得这段史料基本上是可信的。考鉴真所带去的物品中有：如来肉舍利、天台宗佛经、密宗佛像、阿育王塔式样等。又据《续日本纪》卷三十载：在日本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八年(764)至宝龟元年(770)所造的百万小木塔，就在露基之下各置《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四种陀罗尼印刷品，这正是中国传去的法舍利，而法舍利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此看来，鉴真带去的中国文化中，还有雕版印刷术。这虽然是，些推测，但是印刷术不管是鉴真东传或由日僧带回日本，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印刷术在日本奈良朝末期(764)已见端倪，这四种陀罗尼印刷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种经咒，现在日本法隆寺还完整地保存着三百多本。
　　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是七世纪初期的佛像雕印；八世纪的咒经刊本则是向成熟期过渡的代表。而日本印的这百万咒经，正值其时。当时早有中国印刷术开拓的先河，又有中日文化流通的渠道。现在既有历史的文字记载，又有现存的实物佐证。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在公元七六四年前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已传人日本这个历史事实。
　　日本在此陀罗尼印刷以后，二百余年惜无任何可供参考证的文献和遗物，直到一条天皇宽弘六年(1009)才有印本《法华经》、印折小佛像出现。特别是日本奝然和尚携回《开宝大藏经》一部，使印刷术在平安朝末期也随之重新复苏。正如《日中文化交流史》作者指出的：“《大藏经》的输入，直接、间接刺激了日本的刊印事业，促进了它的发展”。
　　由于地理关系，我国印刷术传入邻邦朝鲜比传入隔海的日本还要早。据美国富路特《关于一件新发现的最早印刷品的初步报告》说，1966年10月，在南朝鲜庆州(古老的新罗王朝首都)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了一卷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此陀罗尼为武则天长安四年(704)由弥陀山所译。该塔则为公元715年所建，当时正是密宗盛行之时，印刷术伴随着此陀罗尼传入朝鲜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这件新发现的最早印刷品的刊印年代应早于公元751年。在此经中出现了一些武则天创造的新字，有人就断定此经为武则天时期的产品，“是稳定可靠无可非议”的。但这样的论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弥陀山译出此经之日，正是武则天逝世之时。根据当时的印刷水平和交通条件，既不能迅速刊印，也不能马上流传到新罗。新字的出现只能说明此陀罗尼是唐刻本，或刊印时的底木是武则天时期的本子。有趣的是，此经与日本的百万陀罗尼为同一部经。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两刊本之间必然有着渊源关系。这一经卷的发现，在印刷史上意义重大，“说明中国是最早开始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是从它那里传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传播媒介之一”(美国富路特《关于一件新发现的最早印刷品的初步报告》)。
　　由于佛教的传播，经典流通需要量的增加，刺激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和不断完善。印刷术的产生，使得我国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我国文化传播到各国，推动了各国文化向前发展。这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化事业所作的不可估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