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与长寿

    关于长寿的问题，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始终是人类努力追求的一个理想和希望。《书经·洪范》中列“寿”为五福之首。佛教理论中视“寿”为“命根”的同义语。的确，长寿就是有限生命的延长，这是古今中外无人不梦寐以求的事情。
　　古人似乎认为，服药是延长生命的唯一办法。中国自古相传“后羿求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的故事，由此产生嫦娥窃服灵药而奔月的神话。这个思想长期支配人们的心灵，引起了炼丹术的兴起。炼丹术虽然在制造不死药方面失败了，但它却是近代化学的先驱。在现代医药化学中仍然未放弃制造延缓衰老和延长生命的药物的努力。
　　直到现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长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由于在世界上发现不少长寿地区，其中居民不用服药，自然长寿，百岁以上的人随处可遇，因而使人们对长寿可能性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解。另外，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人民平均寿命提高很快。这些事实为长寿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更广泛的依据，也刺激了长寿学的研究和发展。
　　不可否认，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富裕的生活条件是长寿的客观因素，这是由统计资料已经加以证明了的事实。但这些是不是长寿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也还值得研究。本文试图从佛教中的有关资料初步作些探讨。
　　一、佛教史籍中有关长寿的统计资料
　　翻开佛教传记一看，长寿的高僧史不绝书。其中大部分都有明确的生卒年月。梁庭灿著《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一书中附有《高僧生卒年表》共录561人。我们现在依据佛教史传补上年过百岁者6人(宝掌、菩提达摩、慧可、智炫、钵达啰)，九十余岁者2人(慧休、普惠)，八十余岁者二人(法显、杜顺)，共10人，连原表人数合计571人。其中百岁以上计12人，占2.1%；九十以上42人(包括百岁以上者，下例同)，占3.76%；八十岁以上者1162 人，占28.4%；七十岁以上者361人，占63.7%；六十五岁以上的433人，占75.8%。
　　这571人前后生存时间为公元233—1884年，凡1652年，生活地区遍布全国各地。他们中包括少数由印(西域)来华而度过晚年的僧徒。人数虽不算太多，但因他们都是人传的高僧，所以最低限度要具备严持戒律的条件，即过一种清苦、勤劳、节制和规律性的生活。否则就会立即失去徒众的信仰，甚或遭到僧团的驱摈而不成其为高僧，更入不了传记。所以这一个比例统计数字很有普遍的意义，可以说明不少问题。
　　按照佛教戒律，一个出家僧人的衣食住行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其标准是非常低的。除了基本生活有所保证以外，其所要求的水平和社会上的赤贫者不相上下，甚至还要低。有名的僧人虽然能多受供养，但按戒律应转归僧团(常往)，个人不能据为私有。因而从我们的统计中绝不能得出，这些高僧们之所以长寿者较多，是由于生活优裕这一结论。
　　现在我们再作另外一种统计。中国自古以来直到工业革命前是亚洲最大最富的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帝王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他们的生活(衣、食、住、行以及医疗卫生安全等条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我们再就同一时期的帝王进行统计看一看情况如何。这一时期的帝王(包括各族称帝的)自魏废帝曹芳(231一274)至清德宗(1871—1908)凡194人。其中八十余岁者有五人(清高宗89岁，梁武帝86岁，唐武后82岁，宋高宗81岁，元世祖80岁)，占2.577%；七十岁以上者十一人(唐玄宗78岁，吴大帝71岁，唐高祖71岁，明太祖71岁，辽道宗70岁，西夏仁宗70岁)，占5.67%；六十五岁以上者19人，占9.794%。
　　从两种统计数字的百分比来看，高僧与帝王八十岁以上的大11.01倍，七十岁以上的大11.15倍，六十五岁以上的大7.743倍。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岁以上的十一个帝王中全部是对佛教有虔诚信仰的人，不同程度地做过些振兴佛教的工作，历史上的护法名王都在其中，有二人(梁武帝和明太祖)还曾出家(或舍身受戒)为僧。
　　我们看，在同一历史时期和同一地域，一方面是有意过着当时最艰苦、最严格、最低水平生活的高僧，另一方面是任意享受当时最奢华、最称心、最高级生活的帝王，而且前者对生死不以为意，后者千方百计追求长生不老。但是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却得出了这样鲜明的对比。佛经上有两句颂文说：“云何得长寿，金刚坚固身？”长生的药方在哪里？答案不是很明确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吗？
　　但是，皇帝式的生活毕竟非同一般，以六十五岁以上的百分比来说，日本1920年仅占总人口的5.3%，1975年才达7.9%，而中国的皇帝们却达9.8%，仍然高于已经工业化而十分富裕的现代社会。当然，和现代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如东德达到15.6%，瑞典达到13.9%，西德和法国达到13.4%，英国达到13.1%，挪威达到13%等，似乎有点逊色，但也不足为异。一方面，皇帝们非常死亡的很多，一类是由于篡夺谋害，一类是由于追求长生服食金丹而中毒身亡。另一方面，我们的统计没有包括历代的皇后，而妇女的年龄一般超过男性，皇后多比皇帝晚死就是证明。如果这一千六百多年中的皇帝能有一半是武则天、西太后，那么可以肯定六十五岁以上的百分数将会大大超过东德的15.6%。例如，我们只要把清文宗至德宗三代换以西太后，这个百分数便立即化为10.42%。但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所以不再深论。总之，西方最高的百分数(65岁以上15.6%)和我国佛教高僧的75.8%一比又都望尘莫及了。
　　我们再看一看百岁以上的情况。1959年美苏两国都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百岁以上的人都占各自总人口的万分之一左右。著名的长寿地区，如苏联的阿塞拜疆百岁以上的人占万分之6.3，厄瓜多尔的比尔卡班地区占万分之110。而古代中国佛教高僧的百岁以上的人却占万分之210。大大超过当前当今世界上最长寿的地区。
　　至于绝对年龄，英国的弗姆·卡恩活了209岁，公认为最高纪录。但高僧中的慧昭290岁(公元815年)尚未卒。而卒于显庆二年(657)的宝掌和尚则话了1072岁(见《佛祖统记》和《五灯会元》)，确可算此时期有记录的长寿者的冠军了。
　　二、高僧长寿原因试析
　　由上可见，四种统计资料表明，无论穷极人间富贵的古代帝王之家，生活高度富裕舒适的现代工业化社会，自然条件极其优越的长寿之乡，其长寿者之比例较之佛教僧团却望尘莫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佛教徒掌握了什么长生不老之方呢？
　　有人说，佛教徒之所以长寿可能是由于打坐参禅，即现在所说的炼气功。当然，打坐参禅是出家僧徒必修的基本功之一，但是僧人打坐另有其目的而不是炼所谓气功，参禅一事对于我们所考察的历史时期和对象(高僧)来说并不带普遍性。所以，这一事不能作为佛徒多寿的真正的原因。
　　有人说，佛徒之所以长寿是由于没有室家之累。这确也是原因之一。出家无家，四海为家，可以“少忧，少恼，少希望住，”“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自然能够多活几年。但是，生于帝王之家、富裕之国、长寿之乡的人虽有家而无累，何以长寿者之比率远远不及僧徒？可见，此一事也不能作为佛徒多寿之真正原因。
　　有人说，我们统计的对象限于高僧，这是有选择的对象，不带普遍性，不能说明问题。事实是，我们用以比较的对象，一是古代极贵之家，一是当今首富之国，一是全球最寿之乡，限制条件更严。而且，姓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僧徒，其长寿者可能更多。虽说这一方面无从搞出统计数字，但对近代中国佛教寺院情况稍为熟悉的读者必可相信，过去一些大寺院中默默无闻的常住僧徒七八十岁以上者触目皆是，其比例数较之我们上面的统计，只能有过，不会不及。
　　那么，佛徒长寿之真正原因到底何在呢？
　　我们知道，佛教僧团是按照佛制的戒律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在佛教传来中国以后，不久佛徒即遍于全国。一千多年来虽说逐渐产生一些变化，但戒律的基本要求和精神以及大部分的规定对于出家僧徒来说都是要严格遵守的。尤其是出名的高僧更要自觉地兢兢业业严持戒律，否则也不成其为高僧，更不能为后世佛徒景仰而名列《高僧传》了。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生活制度上有几个突出的变革。一是自从吴大帝孙权立建初寺起，历代以来，佛教的大寺院多由皇帝敕建，僧徒也往往由国家剃度和监督管理，僧徒的生活由信徒或国家供给。这样就保证了出家僧徒按戒律规定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僧伽制度(戒律)的严格遵守。因而佛制的乞食制度就逐渐没有必要奉行了。这同当时印度相比是一大进步。我们看，公元四百年前西域来华的僧徒往往后来又回西域，而以后则西归者极为罕见。显然，中国的佛教僧团可以保证僧徒的安定修道的生活，使他们无衣、食、病、衰之忧，自愿在此安享天年，优游没世了。他们既然加入中国僧团，并在此坐致遐龄，自应纳入中国佛教徒的范畴，我们的统汁中把他们(数目不多)也算在内，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释迦制戒禁杀而不断肉，这是因为乞食自活，只能人家施舍什么吃什么，不能挑荤拣素。但中国从梁武帝开始，用法令禁制吃肉，用国家权力推行了佛在《楞伽》等经中所说的遗诫，这确实又是佛教华化过程中的一大进步。素食之有益于健康和有助于延寿，近代医药科学的调查研究已提出充分的证明。
　　再次，佛制戒律本来贯彻一种勤励身心遮止放逸的精神，所以沙弥的原意是勤策、劳策，沙门的原意是勤劳、勤恳、劬劳、功劳。印度当时的社会传统，修道之人不能从事劳作。释迦创教之初自然不在这个问题上立异违俗。所以他要求出家比丘以乞食活命也是事非得已。为了养成僧徒勤劳的习惯，他在生活细节上制定了详密的规定，使事事必需亲自动手，不能仰赖他人，颐指气使。中国僧徒的生活本赖国家的供给和信徒的施舍。到了马祖道一(709—788)开始自搞农作，其弟子百丈怀海(720—814)更制定“百丈清规”和“普请(勤)法”，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要求，使佛法修行和生产劳动打成一片。这又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本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早已指出“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这个卓越思想到怀海手中变为现实。“百丈清规”一出，不久即风靡全国，给盛极一时的佛教又赋予了新生命。佛教的中国化运动可以说全部完成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僧徒集团除了贯彻释迦制戒所严格要求的艰苦精神以外，又增加了安定、素食和劳动三大特点，使他们的生活有保障而不放逸，虽养尊而不处优，因而僧团所居之处自然成为长寿之乡，僧徒一心办道，安享遐龄，优游林泉，为世人所称羡。
　　至于佛教的在家信徒的情况，上文已指出194个皇帝中19个(或20个，加西太后)65岁以上的帝王都相信佛教。其中只有蜀后主刘禅(207—271)史无明文。但后汉桓帝时(166)宫中已祠浮屠，近来四川又发掘出汉末墓藏的佛像，可见在蜀汉时佛教在西蜀已是流行的信仰，刘禅生长于蜀不能不受其影响。而且，佛教初传入时本与各地民间传统信仰相混杂，只有“斋戒”是其特点。公元66年明帝赐楚王英诏说他“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所说洁斋三月，后世名为三长斋月、三神变月，三神足月。《杂阿会经》卷40，《大毗婆娑论》卷41，《大智度论》卷13都说到在家的佛徒要于正、五、九三个全月，另外于全年每月的六个斋日受持八戒，亦名八关斋戒，或八近住律仪。这八戒中和生活有关为素食(不杀)、过中不食、不饮酒、不淫四戒，由楚王英的情况和名书法家颜真卿书写八关斋记一事来看，古代的王侯士大夫一入佛门对于八关斋戒还是奉行唯谨的。
　　我们看，如果一个人常年都能如此平均五日一小修(不是“休”)四个月一大修，这个“修”不是放任自流、懒散纵乐的“休息”而是净化、调整全部身心的严格“检修”和“修炼”。它以素食、节食、禁酒、净身、清心、断欲、凝神、静思为要求，这对于身心健康和功能的恢复、保持和加强该有多大的俾益。果能年年如此，终身不懈，何患寿之不增，年之不永，疾之益寡，身之益强，虽欲“短命”，其可得乎？如不“长寿”，吾不信也。其实，每月六斋日的安排基本上和现在的七日一周相同，不过以阴历(夏历)为推算的标准。即第一个周末素食并少吃一顿晚饭(持斋)，第二个周末连续两天持斋，第三个周末又是一天，第四，个周末(月底)又连续两天。看来，这种生活制度即使在现代也并不妨碍一个人正常参加社会工作。无怪古代在家的虔诚佛徒(包括上文举的19个65岁以上皇帝)也多以长寿著称的了。
　　上文已就中国佛教僧伽制度的特点分析了僧徒多寿的原因。《大毗婆娑论》卷151还提到一些“长寿”的条件：
　　“若有于寿，恒作、恒转，受作、受转；时行，处行；修梵行；食所宜、食应量，生者应熟、熟者弃之，于宜匪宜能审观察；服医药、用医言；避灾厄；远凶戏。由此等故，寿不中天。”
　　这些条件归纳起来就是：(1)经常做些主动的和集体要求的运动和劳动；(2)出行要选择适当的时间、路程和目的地；(3)要断除不正当的淫欲；(4)饮食要适宜、适量，避免过生过熟，要仔细盘算适宜不适宜；(5)有病要服医生之药，照医生的话做；(6)要避开灾害、厄难之事；(7)要远离凶险的戏乐活动。看来，长寿之道，虽可说出千言万语，但其原则确实不能出乎这几条了。如果一个人能坚持实行“常运动，常劳动，慎行动，节淫欲，慎饮食，从医嘱，避灾厄，远凶戏”，自然长寿可以如操左券。而佛教的七众律仪正好都贯彻了这些原则，所以最低限度可以使虔诚奉行的僧俗信徒基本上都能“乐其天年而不中天”了。
　　那么，我在文初提的问题是否回答完了呢？确实，我们的统计数字所展示的中国古代僧徒多寿的现象已经解释完了。但是，佛教的理论和实践绝未满足于延寿到百十、二百岁为止，它还有更高的要求。如果到此为止，则定、慧二学及经、论二藏可以完全废弃，只要留下一两卷戒律加以研讨实行就万事大吉了。
　　佛教理论一方面肯定“寿”即“命根”，但又说“寿”即“神足”。《大毗婆娑论》卷141说：
　　当知何等名寿？谓四神足……如契经说(引佛说)：“若有苾刍、苾刍尼等，于四神足，若习，若修，若多修习，彼若希求住寿一劫，或一劫余，随意自在”。由此故说，神足为寿。
　　这就是说，修四神足三昧的人，能随意住寿一劫，或一劫余。真是口气大着哩！什么只要求活百十、二百岁，岂不太有点“管仲之器小哉”！要长寿的方法嘛？有！修四神足！能活多久？随意延长到一劫，甚或超过之！这就是释迦亲口说的斩钉截铁的答复。
　　这未免太玄乎了！当然，我们对此不能采取信不信由你的轻率态度，否则何必写这篇东西。下面我们试行回答三个问题：一、何谓“住寿一劫”？二、能否“随意住寿一劫”？三、如何才能“住寿一劫”？。(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