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生活中的特殊作用

    佛学名词中有“想蕴”、“想心所”。佛教学者多认为想即观念。我在《精神的试析》一文(见本刊1981年第三期)中亦说“想,约当观念”。这实际是不符合原义的。《成唯识论》卷三:“想,谓于境取像为性,施设种种名言为业。”境,外境。佛学认为眼意二识,在接触外境(境为第八识相分,对前六识说,名之为外)时,不能直接认识外境；皆是由与二识相应的想心所,分别以境为质,摄取影像,作为二识认识的内容。“境”是本质相分,疏所缘缘；“像”是影像相分,亲所缘缘。这与我们的生活常识,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因为生活常识认为识是能直接认识外境的,根本不承认“于境取像”的理论。笔者是学佛学的,想根据佛学的原理发表一些不够成熟的见解。
　　设使有三千观众,在一个大剧院看戏,因坐次有前后、偏正、高低的差异,所见的演员,亦必然在大同中有小异。三千个座位,有三千个不同的角度,设使观众同时对准演员摄影,摄下来的剧照,肯定也不会有两张完全相同的。为什么？角度不同嘛。何况三千观众除角度有差异外,还有视力健康的程度的不同,心力专注的差异,怎么能说所看到的演员完全没有差异呢？演员的本质是否有差异呢？当然不会有的。那么,差异何自来？答案很简单:三千观众的具体条件不同,依演员本质所摄取的影像,就不能不有差异了。我这不是假设,而是有事实根据的。——观众回到了家里,演员的影像,有时还活跃在观众的心目中。请问:这影像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不以演员为质,摄取影像,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像吗？游览过北京天坛、天安门、颐和园的,就有天坛、天安门、颐和园的影像；没有游览过的,就不会凭空浮出影像；只从游记图片上看过天坛、天安门、颐和园的,必然也只能浮出那些游记图片里的影像来。请问:如果认识接触外境时,不以外境为质摄取影像,我们能解释自己生活中的这些事实吗？!其次,我们内心皆有许多人的影像、物的影像、事的影像,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凭空而有的吗？不!不!是我们在接触外境时,以境为质,摄取的影像呀。不摄取影像,我们内心就不能有记忆；不摄取影像,我们的知识就不会有内容；不摄取影像,我们就不能积累经验,就不能对前后事物作比较研究。想,在我们生活中是具有特殊作用的。以为我们的内识能够直接认识外境的观点,实际上是臆造的,错误的。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主观认识上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重视对精神的研究。
　　精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思想、感情、意志、欲望,皆可能是精神的组成部分。这些东西是很有力量的。也许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所谓生活。我们对这些东西,不观察、不研究、不认识,就不能改造这些东西,就不能驾驭这些东西。只是一味听任这些东西盲目冲动,小而言之,对个人对家庭很可能是不利的:大而言之,对社会、国家和世界人类是否有利,恐怕谁也不敢担保。时代是不断前进的。在前进中,还有不少的曲折和困难,还有不少的迷茫和痛苦。矛盾重重,指不胜屈:战火已在人类身上燃烧,核威胁、核毁灭的阴云笼罩着世界……，照道理讲,人类应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充分发挥人类的智慧和力量来扑灭战火,扫荡阴云。不料当前人类在自己制造的险恶环境中,几乎束手无策,以至许许多多的人,形成消极悲观的情绪,无可奈何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裁军的声浪愈高,扩军备战的势头愈加恶性膨胀。这是今天人类所而临的现实。我实无以名之,姑名之曰:时代的精神病。自揣并无悲天悯人的胸怀,对人生也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在这种染污的国际气氛中,深信只有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才是救治时代精神病的灵丹。钟鸣漏尽,一息尚存,颇想依傍佛学,对人类的精神作些引发。我就是本着这点心愿来写这些东西的。
　　佛教认为与识相应的想心所,在识与境相接触时,能以境为质,摄取影像,作为认识的内容。这是佛教的理论,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惊愕古代那些佛教大师对人生观察的精辟。名言,是安立在外境上？还是安立在影像上？这个问题,本来是能顺势迎刃而解,用不着再噜苏的。但为了顺着这个掘发的缺口,把我们人类的精神挖得较深较广一些,何妨循序挖下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见鸡呼为鸡,见狗呼为狗,见井呼为井,见墙呼为墙,见雨呼为雨,见雪呼为雪,似乎能将“名”直接加于外境。这实际是错误的。于何证之？例如:王先生自以其身为我,王妻则以其身为夫,王父又以其身为子,王子又以其身为父,先生的弟弟呼其身为兄,先生的哥哥又呼其身为弟,弟弟的小女孩呼其身为伯伯,哥哥的小男孩又呼其身为叔叔……。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极为普遍的事实,大家都习惯了,认为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真有胆量,面向现实,认真研究一下,是会使我们人类大吃一惊的。为什么？因为在王先生的身上根本找不到所谓“我”“子”……这一类的名词。即使用现代最精密的仪器,在王先生身上找一万遍,保险找不到这一类的名词。为什么？因为这是精神生活呀。
　　父子、夫妻、兄弟、姊妹、叔侄、姑嫂,这一类的名词,在于表述家庭中不同类型的关系。精神能使关系的双方,皆以对方之身为质,摄取影像,并以习俗沿用的名称,与影像紧密联系起来。于是双方互以对方的像和名,作为自己的生活组成部分,使对方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占有一定的位置。家庭中不同类型的关系,似乎都要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精神活动才能构成。身在这种精神生活中,是被动的,只能起到一种标签的作用。因为精神是没有体积没有形相的。没有“身”作为标签,精神也无法活动。标签似乎贴到身上去了,实际上,还是贴在“于境取像”的那个影像上:父亲内心有儿子的影像,几子内心有父亲的影像；哥哥内心有弟弟的影像,弟弟的内心有哥哥的影像。名称既然是贴在内心的影像上,我们在王先生身上,当然找不到那些名称了。家庭中不同类型的关系,既然都是从精神上建立起来的,不从事精神研究,不提高精神生活,能建立人间愉快幸福的家庭吗？这是值得人类深虑长思的。家庭的关系如是,社会的关系,国家的关系,国际的关系,恐亦不能不受精神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