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雷神”李洪志

    李洪志一直以来就靠自我神化，宣扬歪理邪说；把牛皮吹得他老妈都不信的地步了还死不悔改进行“雷人雷语”的表演，暗地里打自己不可告人的得意算盘。

李洪志在“传功”初期，为了吸引听众，把法轮功吹喧得天花乱坠、云山雾罩，但为了使他的谎言不至于那么快穿帮，就为自己上了一道“保险”，“告诫”弟子们说：“有许多人抱着有求之心走入我们修炼场的，有的人抱着求功能，有的人想听听理论，有的人想治病，还有的人想来得个法轮，什么心态都有。”并严肃地指出这种心态要不得，如果有只会影响了“修炼”。真是叫人笑掉大牙，明明是刻意勾起别人的有求之心，却又不准对他李某人有所求，这种无耻的话也只有他能说得出了。 

李洪志不停地用“雷语”来强化自己无所不能的幻想，把自己吹得俨然就真是“宇宙主佛”的形象。“雷语”就是李洪志自我神化和自我幻想的强心针，“我不在宇宙之中”、“没有我就没有宇宙的存在”、“全人类我都能管”、“我推迟了地球的爆炸”、“弟子跑到月球上都保护得了”、“我能为弟子在地狱除名”、“宇宙再大，也没有我大”、“多少人我都能管，全人类我都能管”、“谁动了我，就动了宇宙”、“我能预知人类的未来”……这样一类的“雷语”，无不是李洪志自我神化、自我幻想的结果。

因此，可以说李洪志患有严重的“雷语”依赖症，“雷语”就是李洪志自我神化和自我幻想的强心针，这是病得治，治病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精神病院了。

大法骨干的末路

    近年来，大法骨干远遁国外，跟随“宇宙主佛”李洪志修炼大法，可悲的是自2006年以来，法轮功邪教已经有28位骨干及“佛亲”相继“悄然”死去，秘不发丧。这不仅给自称能“祛病消业”、“法身保护”、“圆满飞升”的“宇宙主佛”李洪志掴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同时，也昭示了修炼大法的结局是何等悲惨。28个大法骨干不仅死了，而且大多短寿。李洪志将原因归到死者身上。比如，在最近的讲法中说李大勇生活上“不检点”，有“求保护之心”，“是自心生魔”，“业力大造成的”；再比如，曾放出风说韩振国人心未去，没有修好。大法骨干即使“三件事”做得很好，也可以安上“显示心”、“干事心”的罪名。大法骨干弟子以及“佛亲”们的“修炼”结局尚且如此悲惨，那些仍在痴迷法轮功、期盼去“法轮天国”享福的信徒们，应该早日幡然醒悟才是正途。

大法弟子请不要骚扰别人

近日和家人一起到宝岛台湾游玩，想看看阿里山的姑娘，转转外婆家的澎湖湾，畅游下美丽的日月潭。可一下飞机出机场就被一些法轮弟子们围着“讲真相”，法轮弟子“讲真相”从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拉横幅、喊口号、缠路人等，只要有一点机会，他们就像苍蝇一样嗡嗡乱叫，好心情马上没了。在台湾这7天，法轮弟子像苍蝇一样无处不在，游玩的心情大受影响，最后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回来后越想越生气，就去明慧网看了看，原来这都是李洪志教唆的，他对弟子说：“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一次电视插播、一次上访的行动，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他也是活传媒，他们也在讲真相。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影响。”（《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于是法轮弟子为了“消业”“上层次”，采用上访、围攻、利用媒体、张贴、打电话等手段，以及电视插播“讲真相”、使用“真相币”“讲真相”等等，法轮弟子的狂妄、愚昧侵害了市民的权利，也暴露法轮功邪教自私自利的“真相”。

“主佛”再抛 “圆满”新解

“圆满”，是李洪志用来忽悠弟子的一个“法宝”，始终抓在手里总舍不得放弃。在最近的一次讲法时，他又拿“圆满”做文章，抛出了种种新解，一方面为迟迟不能“圆满”找托词，另一方面继续引诱弟子往这个死套上钻。那么，他对“圆满”又有哪些新解？大家不妨来“欣赏欣赏”。

　　——“不承认说” 

　　首先抛出的是“不承认说”。讲法刚开场，他就说：“过去我讲过，在这场迫害中旧势力的目地，它是想要通过这场迫害使大法弟子放弃人的执着，同时在这场严酷的考验下能够走过来的它们才承认你修炼圆满，这就是它们安排的。本质上师父不承认它这东西，我是用善解一切的做法，现在是被它们干扰了采取的做法。”这里，他把“圆满”说成是旧势力安排的，“师父不承认它这东西”。“圆满”明明是李洪志亲口所允，怎么一下就变成了旧势力安排？其实，他采取的是癞皮狗做法。因自己允诺的“圆满”迟迟不能兑现，面对弟子的质疑，无法再解答，干脆来个一推了事，说成是旧势力安排的，宣称自己概不承认。同时抛出所谓“善解一切的做法”继续忽悠弟子，企图以此来逃避弟子的质疑和追问，好让自己的脱身。

　　——“洗净业力说” 

　　这是李洪志抛出的另一个“圆满”新解。他说：“人在世间就会造业，生生世世就会存下很多业力。那大家想一想，作为一个修炼人，能这样就圆满了吗？不行的。”“不管怎么去理解，其实人活着就会造业。得把自己洗净，在修炼中全部业力都修没了达到了纯净的成度，那才能圆满。”修炼消业，然后达到“圆满”，这是李洪志给给弟子的“佛旨”。可如今眼看谎言破灭，便在所谓“纯净”上做文章。一面说人“生生世世就会存下很多业力”，须得“洗净”才能“圆满”；一面又说，“人活着就会造业”，那么就意味着活着的人是永远洗不净业力的，因此也就永远不能“圆满”。这不明明在为自己的“圆满”谎言耍一个滑头，继续引诱弟子往他套里钻。

　　——“抓住把柄说” 

　　李洪志为“圆满”圆谎真是动作脑筋，还别出心裁地抛出个“抓住把柄说”。他说：“我们很多人表现的真是很差。旧势力它抓住了把柄”，“这样的人能上天吗？”旧势力都抓住了些什么把柄？“你看看各种各样的执着心都反映出来了。在最严酷的迫害中，还有人传什么小道消息，表现着显示心，各种各样的人心，加剧了这场迫害的残酷。”这显然把不能“圆满”一脚踢给弟子，是弟子“心性”太重所致。他还说：“修炼嘛，谁不犯错误？就包括在这场迫害中，有的人可能犯的错误大一点，有的人可能犯的错误小一点。”看来，修炼者谁也无法避免“犯错误”，那么不能“圆满”的把柄就牢牢抓在旧势力手中。弟子，你这一辈子就休想“圆满”。

　　——“马上隔开说” 

　　为了唆使弟子走上社会寻衅滋事，充当他行邪作恶的炮灰，在法会上，李洪志再次强调了“众生圆满说”。他说：“大法弟子的称号与过去常人社会中那种个人修炼、个人圆满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没有救度众生的责任，他只是个人圆满。”“大法弟子那就是肩负着大法弟子的责任，救度众生。”同时又说：“救度众生指的是所有的生命，不只是人。”如此说来，整个宇宙众生芸芸，这“救度众生”弟子别说几辈子，就是世世代代也是无法完成的。李洪志担心这样会损伤弟子追求“圆满”的积极性，于是又巧舌如簧，编出了一个“隔开说”，他说：“为了保证你能够在这复杂的人群中修炼，修好的部份马上就隔开，还没修好的表面部份利用不了，甚至还没感觉到就隔开了，这是保证你最后能圆满的最好办法。”修好一部分就马上“隔开”，真是吊足了弟子的胃口，这样“圆满”就永远成为弟子的“镜花水月”。“隔开说”，或许就是李洪志所说“善解一切的做法”。

　　无论李洪志怎样巧舌如簧，在“圆满”上玩弄伎俩，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继续用谎言蒙骗弟子，以支撑那摇摇欲坠的“法轮之厦”，干着他那邪恶勾当。我们应擦亮眼睛，及时识破他的骗人诡技。

“神”的妙用

所谓“神”， 也叫“神仙”、“ 神灵”、“ 神道”。“神”是人们不能理解和驾驭自然力量及社会力量时，这些力量以人格化的方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反映。传统宗教崇拜的是精神之神，认为神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它无形无象，却至善至美，全知全能，无处无时不在。而邪教不仅把教主吹嘘成“神”，还总喜欢借“神”说事，它们把“神” 到底当什么呢？今天我们以全能神和法轮功为例，看看“神” 对他们的妙用何在。

　　“神”是邪教用来诱骗信徒的精神鸦片 

　　所有的骗子都是一样, 要想使受骗者上当, 首先要自我标榜一番, 邪教也不例外, 而且比一般的骗子手腕更高明、更狡猾，邪教头目有时不是自已直语怎么怎么样, 而是借“神”之口为已吹嘘。

　　法轮功头目李洪志说“就是很高的神讲：你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转法轮》。”说《转法轮》一书中“每个字的背后都是层层叠叠无数的佛道神，都数不清的”。真象是一本“神书”，你好好学习吧，如果学不懂不要紧。“该你悟到那一层的时候，佛道神就一下子点给你，你马上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法轮大法——美国西部讲法》）李洪志还说“什么是人成神之路？天神都说我给人留了一部上天的梯子。”（《也棒喝》）

　　在这里李洪志把他要推销的法轮功吹得神乎其神,是“上天的梯子”学了法轮功就是走的“人成神之路”, 这些连“天神都说”的。

　　李洪志自称是神的“化身”、神的“代表”，并吹嘘自己有种种超常的特异能力，神化自己，使其弟子产生神秘、敬畏感, 对他顶礼膜拜和盲目服从，从而达到“钓鱼上钩” 的目的。

　　全能神头目赵维山自称为“全权的主”。将“永源教会”改为“真神教会”，别称“全能神”。他开始在教会中造神，制造了7个“神的化身”。自吹只有加入他的组织.才能逃避世界末日的灾难。赵维山说，“全能神是宇宙生命之王，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世界，掌管万有，管辖世界”、“只有相信第三时代的、能看得见的、摸的着的实际的神才能得救”。为了骗人入教，全能神往往安排一些诸如“天国来信”、“会显字的石头”、用珠光笔在鸡蛋、鸽子蛋上写字等等，说这是“神”显灵。还诱惑称“我为你们预备很多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东西，想用吗？进来享受！”只要你点头加入该组织，就逼迫你写所谓“保证书”，发毒誓，认真“吃喝神话”，灌输歪理邪说，施加精神控制。

　　你一旦悟入岐途以后，就得听从邪教头目的安排了，得“剜心透骨”地拋弃正常人的思维和正常的生活。就这样“神”便成了邪教头目用来欺骗人们走上贼船、上当受害的精神鸦片。

　　“神”是邪教用来套牢信徒的精神枷锁 

　　邪教抓住人的心理弱点和生理缺陷，利用人们向善的愿望，通过“神”不断强化人的心理弱势，采用威逼利诱等手段， 使信徒完全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对教主言听计从，顶礼膜拜。

　　法轮功的教主李洪志说，“我的‘法身’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还拍着胸脯向众弟子承诺：“你去香港、你去美国，你跑到月球、太阳上去都没关系，我的法身都能保护。”(《长春讲法答疑》)。在宣扬“法身保护论”的同时，又威胁弟子，恫吓弟子：“你思想里想什么，在另外空间我的法身都知道……，所以你得把你不正确的思想都放弃掉”；“教主”的“法身”像“千里眼”和“顺风耳”，能精准遥感到信徒的思想活动，使信徒的思想来不得半点的动摇。如果你想退出的话，到那时候“一旦降为常人了，无人保护你，魔也会来取你性命呀”（《精进要旨》） 就这样，被李洪志神化了的“法身” 成了弟子们挥之不去的精神枷锁。

　　全能神自称为“全权的主”。为了强调神的绝对权威，要求信徒对于“神”只能是“绝对的服从，不能有一丁点自己的意识”，“对神所作都百依百顺，没有任何怨言，不论断，不分析，更不研究，以至于你们都能对神顺服至死，像羊一样任神牵、任神杀，没有一点怨言”。“我的话就是权柄，谁改动谁就触犯刑罚，必遭我击杀，严重的断送自己的性命。”在如此恶毒恐怖的恐吓和凶狠残暴的打击之下，信徒们哪里敢有半刻停顿，只能按该组织说的做，不能有半分迟疑，更不能有丝毫怀疑。就这样全能神的“神”，成了精神枷锁重重地套牢在信徒头上。

　　神”是邪教为非作歹的利用工具 

　　大家知道邪教头目创建邪教组织都是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要么是骗人钱财，要么是捣乱社会等等，要踏到他的目的必然要使诡计，耍花招，这时候“神”就成了他们为非作歹的利用工具。

　　自从法轮功邪教组织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以后,李洪志脑休成怒,便躲在异国它乡,成了幕后总导演，用“神”对弟子实施遥控指挥的同時又让“神”在前台表演。他说：“特别是近期，众神对旧势力正在全面的捕杀，见到就打下地狱，见不到也到处找它们，要彻底清除。”（《纽约法会讲法》）为了鼓动弟子与反对法轮功者对抗，他还利用“神”掀动弟子违法犯罪。李洪志说：“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对那些“不出来的、躲起来的、站到邪恶者一边认识的”弟子，李洪志声称“神也不会这样，他沒有这样的思想，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要求神轮们走出去上访、静坐、游行、示威······沿着反人类、反政府、反社会的一条黑路走到底。

　　全能神头目赵维山称“没有这个人（全能神）的存在……人类都要活在饥荒瘟疫中……若不是神重返肉身，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机会拯救了……最终万国都要敬拜这个普通人，这个小小的人，因为是他带来的真理、生命、道路、拯救了全人类。”（《神的说话与人的交通》）照此看来，“女基督”带来了生命，带来了拯救，唯有她的话可以叫人得福。“我来不是叫你们太平，乃是叫你们动刀兵。现在你们面前的仇敌到处在害人，你们准备好要上战场，为我打好那美好的胜仗。”污蔑称“中国是最崇拜撒旦的国家，因此遭我诅咒”，充分表露出其欲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政治野心，对国家安全、政权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并已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总之，邪教把“神”当猴子在耍，说得好听一点，邪教教主把神当成了“演员”，邪教头目是总导演，“神”是他造的，“神”要听他的，信徒要听“神”的，邪教在“神”的光环下干着反人类、反社会、的勾当，这就是“神” 的妙用。

法轮功组织一盘散沙

李洪志在继2007年8月4日耗资“六七十万”路费把澳洲学员“请到美国”开了一个“必须得开了”的法会即《对澳洲学员讲法》后，仅仅过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又对“法国法会”发了一篇小短文。

　　为了能够让弟子们死心踏地的听从自己的指挥，进一步奴役被他蒙骗的法轮功弟子们，李洪志在《致法国法会》中又一次“忽悠”大法弟子，李洪志说“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讲真相救度世人”。李洪志处处教导法轮功弟子们“救度世人”，那么李洪志自己为什么不想办法“救度世人”呢？大家知道，前不久，美国南加州的一场大火烧毁了2000多平方公里的山林和1800栋房屋，造成的财产损失超过10亿美元。可想而知，1800栋房屋会造成美国南加州的多少受灾人员无家可归，而这些受灾人员又都处在美国本土南加州，李洪志曾多次大吹特吹他的法身遍布在世界各地，那么近在咫尺的南加州的受灾人员为什么就没能得到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的庇护呢？况且这也正是李洪志大显法轮功力“救度世人”的大好时机，而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弟子们却偏偏丢掉了这个机会，让美国南加州的大火熊熊燃烧，从而蒙受损失10亿美元之多，让上万名美国百姓无家可归。

　　李洪志说，“法会也是总结学法修炼的体会与当前讲真相救度世人的交流会。同时找出不足，今后做的更好。”看看李洪志说的是多么动听。从李洪志创建法轮功以来，从未听说过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救度了哪些世人，虚构的故事在《明慧网》上倒是登出了不少，却都是一些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谎言。别说救度世人，就连封莉莉、李国栋这些李洪志的“铁杆”法轮功领导级人物都是因患上了普通人才能得的病而不治身亡了。对于这些，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弟子又将作出如何解释呢？记得在封莉莉弥留之际，一些具有一定“能量”的法轮功功友围在封莉莉的病床前集体发正念，希望通过李洪志教给他们的法轮大法来挽回封莉莉的生命，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真真实实地眼巴巴地看着封莉莉流着眼泪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和家庭。现在李洪志还在讲“救度世人”，到底他能度了谁呢？至今连一个真实的名字也说不出来吧！

　　从这次《致法国法会》中，可以看出在法轮功的内部，各地的佛学会已经各自为战，不再那么实心踏地的跟着李洪志修炼什么法轮功了。他们开始对李洪志的讲法敷衍了事，对在修炼大法时遇到的困难知难而退，佛学会与佛学会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为了各自的一点私利勾心斗角、互不信任（这些在李洪志对澳洲学员讲法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致于在这次《致法国法会》中李洪志不得不再次强调“我也希望各地佛学会要起到作用，负起责任来，把各地区的协调工作做好，不要敷衍，更不能知难而退，也不要对不同意见的学员放弃，”最后也许是担心各地的佛学会对一些法轮弟子的放弃吧，他不得不加了一句“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弟子。”

　　按说，修炼法轮功的人员在教育别人的同时，首先自己要做到“真善忍”。事实上，法轮功组织内部的争斗一刻也没有减弱，自立山头，各自为战，谁也不买谁的帐，相互之间争权夺利，中饱私囊，私心极重，早把“救度世人、证实法”的工作抛到了脑后，以致于李洪志在《致法国法会》中不得不说，“目前各地区还有存在着集体活动不配合问题，如有的学员讨论问题时过份的强调自己，争论不下，这样会影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证实法的工作，”以致于由于法轮功内部高层的互不信任、互相干扰、发生内讧事件，终于发展到“太强的人心也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搅事，使事情不了了之”。

　　看到即将变成一盘散沙的各地佛学会，着实让李洪志大伤脑筋，不得不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后不久再次召开“法国法会”，在《致法国法会》中要求各地的佛学会“要按照佛学会的统一安排做，无论个人认为怎样，都要放下心来配合。”如此看来，法轮功内部一盘散沙，法轮功的上层组织也正在一步步走向崩溃。

法轮功学员为何又“过分”了

　李洪志最近又发布了“致法国法会”的新经文。通读之后我以为“目前各地区还存在集体活动的配合问题，如有的学员讨论问题时过份的强调自己、争论不下，这样会影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证实法的工作”一句中的“过份”一词颇能代表目前“主佛”对学员的真实态度。学员确实是太过分（我们国内汉语语法中似乎不用“过份”，我于是大着胆子将“主佛”的“法旨”改了一下），公然质疑“大法”，不按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上次澳洲的事情已让李大师很生气了，某些学员的后果也很严重了，本以为可以杀鸡儆猴了，然而事与愿违，开个法会也还是吵吵嚷嚷，纷争频起。“大师”怎能不着急上火，不过大师还是强忍胸中怒火，只是说在“讨论问题时”“过分”了，悄悄的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怨愤。至于是什么让“主佛”都忍无可忍了，大家心知肚明，也有网友作了精彩的剖析。这里我想就法轮功学员总是“过分”的原因作点分析。

　　首先，法轮功的出尔反尔的“经文”令法轮功学员无所适从。
　　法轮功那漏洞百出的理论体系，在人们冷静的思辨之后已经土崩瓦解，特别是一些幡然醒悟的原法轮功练习者重返社会后获得了新生，从根本上戳穿了李洪志的骗人把戏。就是现在的练习者也对“圆满”、“法正人间”的期限被一推再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质疑，甚至出现多次公开的指责“佛学会”以及“主佛”本人，这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早已显露无疑，这次“法会”估计表现得更“过分”。许多法轮功练习者练功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师能帮他们“拿掉身上”病痛“业力”、做“真善忍”的好人、能够“圆满”回“另外空间”的“果位”。可如今连想见上“师尊”一面都很难，“师尊”的“法身”也不知所踪，“真善忍”也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圆满”更是遥遥无期，怎么能不让“弟子”们“过分”的“强调自己、争论不下”呢。

　　其次，法轮功的所作所为连法轮功学员都无法忍受。
　　平心而论当初许多法轮功练习者并不想反政府，更不想参与政治，只是不慎上了“李大师”的贼船，为所谓“不政治”所蒙蔽，逐步被拐上了专业反华、反共的走卒迷途。刚开始还只是讲“被迫害”“真相”，诉诉苦、喊喊怨、叫叫屈，大多数学员还能接受；接着要求学员不择手段的做好“三件事”，部分学员就有了疑惑，但仍能忍受；现如今法轮功组织为了迎合某些反华仇共组织及个人的需要，毫无廉耻的背叛民族、诋毁祖国的行径让一些民族情感尚存的学员忍无可忍了，有了“过分”的言行实在很正常。而李洪志却坐不住了，因为他也知道一旦压不住，自己除了回到“另外空间”可就真的无地可遁了，他怎么能不板起脸端起“主佛”的架势教训一番呢！

　　第三，法轮功在境外的处境让法轮功学员感觉低人一等。
　　如今法轮功在境外的处境真可谓四面楚歌，各国政府以及主流媒体对其始终是置之不理；普通民众更是不胜其烦，惟恐避之不及；各类组织也多公开拒绝法轮功参加他们的活动。近来，法轮功寄予厚望的所谓“人权圣火”传递活动不断遭拒，连参加游行活动也被禁止，这些相关的消息在许多社区或论坛里到处都是，可以这么说，只要在网上一搜索“法轮功”三个字，除了他们自己的媒体几乎都是负面的消息和评价。这让在常人社会中修的学员们，特别是还未去尽“人心”的弟子们颇感晦气，也常与常人争论，可结果总是自己败下阵来。思来想去无从排解胸中郁闷，加之人们的冷眼，“法会”自然是一个难得的发泄机会，也就顾不得是不是“过分”了。这一次经“师尊”这么一“明示”不知这些弟子有没有“开悟”。法轮弟子可都是神，岂可与常人们一般见识，看来还要提高“心性”啊！

　　其实，真正让法轮功学员心灰意懒、牢骚满腹不断“过分”的原因还是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也正是法轮功等组织拼尽全力抵制北京奥运，攻击“嫦娥”探月工程的根本原因。因为法轮功等反华势力最不原意看到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则他们的狼子野心将无从实现，二则是他们的伙食费恐怕将无从领取了。

　　唉！真难为“李大师”们了！

“以后不多的时间”说明了什么？

    近日，明慧网上登出了李洪志问候澳洲法会的大法弟子的贺词。这篇题为《问候》的所谓新“经文”，从标题到落款总共只有96个字，加上标点符号也只有104个字。同“澳洲讲法”、“致法国法会”一样，李洪志再次要求弟子们“总结经验”、“找出不足”，特别是为应对法轮功目前内外交困的窘境，他最后特别要求弟了们“在以后不多的时间中做的更好”。

　　“以后不多的时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时间范围？又说明什么含义？笔者思维迟钝，想来想去，想到了两个比较符合李洪志当时心境的词语：一曰大限，二曰遗嘱。

　　何为“大限”？李洪志炮制的“法轮功”出笼十多年了。十多年来，他的一些铁杆弟子放下“名利情”，敢过“生死关”，为的是“上层次”，求“圆满”。李洪志也一次又一次地拍胸保证什么“三年正法”、“十年圆满”、“走向圆满”、“最后的执著”、“最后的圆满”等，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承诺都像落花流水一样付之东流。如今李洪志就是脸皮再厚也不好开口对弟子作出具体承诺，只好用“以后不多的时间”这样一个看起来很近但又很模糊的一个时间概念来搪塞，让其弟子们去揣磨，去期盼。“以后不多的时间”这样一个大限，是修炼者“升天圆满”的大限？是“地球即将爆炸”的大限？还是法轮功气数已尽走向彻底灭亡的大限？这结论恐怕李洪志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

　　何为“遗嘱”？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不足百字名为《问候》的所谓“新经文”，虽然继续为弟子们加油打气，但这一次在给弟子们提要求时近乎是一种哀求，这可不是李洪志的一贯风格。“以后不多的时间”让人觉得很凄惨，感觉这句话是“大师”不得不放下“师尊”的架子的一种哀求，“在以后不多的时间”，让人从中看出李洪志对“法轮功”目前生存状况的极度不满，更反应了李洪志对无法控制局面的一种无奈，感觉就像一个得了绝症、卧床不起、不久就要一命呜呼的病人的一种哀鸣。如此看来，李洪志致澳洲法会的大法弟子的贺词与其说是“问候”，倒不如说是李洪志的临终遗嘱。

　　视一斑而窥全豹，原来李洪志以后的时间确实不多。从李洪志“以后不多的时间”的衰鸣声中，凸现出法轮功邪教组织离最终彻底失败的命运为期不远矣。

李洪志为何向宗教宣战

　2月底，不可一世的法轮教主李洪志又胡诌了一篇经文，疯狂叫嚣，要“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向全世界宗教宣战。他说“那些把持人类几大宗教的所谓神……不叫各宗教中的人接触大法……当前它们又极力的阻止信教人了解真相，使宗教中的几十亿人失去这千万年等待的机会，把众生推向淘汰的危险境地，甚至直接干扰正法。因此大法弟子为了世人的被救度，（要）全面解体那些把持宗教、敌视正法与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乱神”。

　　记得李洪志曾恶狠狠地扬言，要解体中共，彻底解体中国监狱劳教所。不过那都是针对取缔打击邪教法轮功，教育转化法轮功人员的集团或个人。这篇经文从头到尾都充斥对宗教的刻骨仇恨，很明显，《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向全世界宗教的宣战书。那就有个疑问，李洪志为何如此敌视宗教？

　　李洪志元旦发表经文《谢谢众生的问候》时，我就指出，李洪志有政治野心，想当地球村总统。细品《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你就会发现，李洪志在实施当地球村总统战略部署的过程中受阻。这种阻力不是来自中共，而是宗教。

　　李洪志是个政治野心很大的人，他一出山就吹嘘自己“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有推迟地球爆炸时间的大神通。妄称“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人在传正法”，“我要是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我能把整个人类度到光明世界中，是比释迦牟尼、老子、耶稣还高的救世主”。

　　李洪志巧舌如簧，骗术高超，从1992年到1999年，法轮功就在中国内地发展信徒200多万人。李洪志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传播法轮功，将法轮功发展成为国际性的邪教组织。被胜利冲昏了头的李洪志多次胡侃，说法轮功信徒有一亿多。不幸的是，1999年7月22日，中国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李洪志发出了通缉令。流亡海外的李洪志不甘心失败，在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子支持下，纠集法轮难民，恢复了法轮功组织，继续他的法轮美梦。大家知道，法轮教主李洪志只有初中文化，不懂外文，李洪志只能向懂汉语的人讲法，所以法轮功主要在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发展。经过几年努力，法轮功在海外有所发展，如台湾就新增加了数万法轮功人员，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职业法轮功群体。李洪志不仅要弟子学法、讲真相、发正念，而且让弟子救度世人、救度众生，让地球人都信他的法轮大法。七年过去了，法轮功群体人数仍然停留在所谓的“一亿多”。

　　在全球推进法轮大法的过程中，法轮功遭到了宗教界的强力抵制。李洪志对宗教极尽贬低、亵渎和侮辱之能事。他将法轮功称为“最高佛法”，是凌驾于一切宗教之上的正法。李洪志多次讲“法轮大法不是宗教”，说“现在的宗教不能度人，不是修炼，是低的东西。”他宣称，“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包括犹太教，还有一些教吧，我承认在历史上它们是正教。可是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期，在今天现代化了的人的观念社会中人们已经不能够用人的本质与古老的观念去理解它了……你理解不了它，你也就不能被它度，它也就不来管”，“我告诉你是怕你耽误了，被那个不能度人的宗教耽误了。”“本世纪所产生的宗教，何止是本世纪，前几个世纪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新教产生，这些大多都属于假的。”要求人们信奉他这个万能的教主。早在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佛教界就对“法轮功”的邪教性质进行了揭露。2000年5月，联合国际世界佛教大会宣布，李洪志、宋七里等是邪教人士。2006年5月，国际佛教大会确认，法轮功不是佛教。中国五大宗教多次表态，公开抵制邪教法轮功。

　　在西方国家，宗教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信众众多、影响深远。据统计，截止至2000年，世界总人口约为60.55亿，信仰宗教者约为51.37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84.8%。这个数据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信仰宗教，每5个人中就有4人信仰宗教。另有数据表明，世界信仰宗教人数的增长率同世界总人口的增长率基本持平，也就是说全世界信仰宗教者的绝对数每年都在增加。在法国、德国、丹麦、比利时、奥地利等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口几乎为100%，而瑞典为98.9%、美国为98.8%、葡萄牙为95.4%、西班牙为94%。正统宗教信徒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虔诚，很少朝秦暮楚的。它们对法轮功嗤之以鼻，敬鬼神而远之。曾经有信佛的居士误入法轮功，但你听说过有天主教、伊斯兰教信众习练法轮功吗?记忆中，李洪志也从未到梵蒂冈、印度、中东等宗教力量强大的国家和地区讲过法。法轮功在西方国家活动已有十年之久，但从无渗入正统宗教半步。要实现救度世人的目标，仅华人信法轮大法不行，必须将50多亿宗教信徒划拉过来。只要万教归一，全世界大部分人信法轮功，通过全球公投，李洪志就可轻易而居当上地球村总统。

　　李洪志意识到，要建立法轮王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不是无神论，而是正统宗教。所以，李洪志发布指令，“无论它们（正统宗教）以什么外形存在，无论它们有形无形，无论它们什么层次，无论它是谁的形象，都全面解体、清除。”

　　狂妄自大的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能战胜宗教吗？我们拭目以待。  

李洪志为何“问候”澳洲学员

十二月十五日李洪志向“参加澳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发出了题为“问候”的新经文，全文不足百字，却充分的反映了李洪志极力弥合澳洲弟子间矛盾的极度复杂心虚的心情。

　　首先，这次“经文”的标题就颇具人情味，一改以往“致ⅩⅩ法会”的套路，用了“问候”一词。给人的感觉是李大师对澳洲的弟子是另眼相看的，跟他们是非常亲的，以此来拉拢那些满腹怨气的弟子。这次法会是李洪志花几十万美元召集部分澳洲骨干到美国讲法后的第一次澳洲集体活动，更是法轮功澳洲各部门头目调整后的首次集体亮相。李洪志的小心翼翼是可以理解的，澳洲毕竟是法轮功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这里的稳定事关法轮功的生死存亡。上次的纷争已使法轮功内部人心浮动，也让“师尊”的威严扫地，更给世人以笑柄。李洪志的这一声问候就是暗示弟子们：我都放下架子问候你们了，你们之间也要以礼相待，千万别再吵起来，非得逼着我像对法国法会一样教训一番，伤了和气不说，还让常人们笑话！

　　其次表扬“澳洲的大法弟子在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做的越来越好”。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澳洲的弟子就“做的越来越好”了，澳洲的弟子还真是“精进”。八月四日的“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还说“可是为什么加拿大的学员做的那么好------那么澳洲的学员为什么就差距那么大呢”，现在又换了一副嘴脸，读来让人发笑。可李洪志不说点好话又能怎样呢，弟子越来越不听话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发狠威胁已经不灵验，也就只得走人世间的俗路了，打过板子总得去揉一揉啊。再说了，就算有些弟子做得不好这时也不能说，自己不说，法会上也就不会说，大家都主要谈好的，不就避免了相互指责吗。李洪志已经被他们争怕了！

　　最后还是不忘提点希望“希望你们通过这次法会总结好的经验，找出不足，在以后不多的时间中做的更好”。经验估计不多，这李洪志当然知道，既然是安抚就要做得彻底，“做的越来越好”了，经验也要有所体现不是！“找出不足”这才是李大师的真实想法，澳洲的成绩没见着，麻烦事到出了一大堆，没让你们检讨就不错了，其实这些“不足”大师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已表达得十分清楚了。就看弟子们向不向内找，是不是以法为师了。其实，这也是李大师最头疼的，现在的弟子都有太强的“人心”，总是自作聪明的解释“经文”，还总是固执的强调自己，就是不理解“三件事”的意义。然而李大师也实在没有办法明确解释“法正人间”“天灭中共”的日期被一推再推的原因。大概是天机不可泄露吧，就只好再次用“不多的时间”来敷衍搪塞了。时间不多了，还是老老实实按“师尊”的要求去做，到时候“师尊”不会亏待你们的。李大师真是用心良苦啊。

　　李洪志这次大搞温情主义，实在是情非得以，现在各地法轮功开一次法会就吵闹一次，已经让大师深感力不从心了。澳洲的法会又不能不开，开前抢先给定个基调，打个预防针也许不至于吵得太过分。李洪志如此处心积虑只能说明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法轮功弟子的绝对控制，更说明了法轮功已陷入纷乱崩溃的境地。

　　看来法轮功的日子真的“不多”了。 

邪教主的渔色术

邪教主都是披着羊皮的色狼，其为色抓狂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为满足其兽欲，他们甚至不约而同地炮制了荒唐的渔色术，诱骗单纯的女性上钩。

　　李洪志的“男女双修”

　　法轮功教主李洪志为色抓狂，据景占义《我所认识的李洪志》披露，李洪志在北京传功之初，竟然对女学员霸王上硬弓，那名女学员曾到中央信访部门告李洪志对她行为不轨。有了这样的教训，李洪志开始转而贩卖他的“男女双修说”。李洪志声称，“男女双修的目的是要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互补互修，达到阴阳平衡的目的。”“他的师父带着他进行这种修炼，因为他心性很高，他能把握住，不流于邪的东西。”在李洪志的歪理看来，“男女双修”可以上层次，快速长功，但普通弟子不宜用，只有他这位师父可以用。有了这样的专利，李洪志就可以顺利地与“前世皇后”刘崭、“绯闻女友”易容、新欢“西西”等女学员打得火热。不仅如此，李洪志的荒淫远不止此，据法轮功内部人士在YonTube网透露，李洪志近年来身染重荷，自觉心力憔悴，命不长久，遂在美国打着修炼“大法”的名义，将淫手伸向了“神韵艺术团”和“飞天艺术学院”的女娃娃们，李洪志长期与多名女娃娃有染，意在“采阴补阳”、“阴阳平衡”、“上层次”、“返老还童”，其秽行早已被有心得弟子放在了手机里，李洪志的渔色到了饮鸩止渴的疯狂地步。

　　赵维山的“过灵床”

　　全能神的实际控制者赵维山痴迷女色，1991年，赵维山在潜逃途中，认识了比自己小22岁的杨向斌，早已过不惑之年的赵维山垂涎于杨的年轻和美色，不顾自己在老家已经娶妻生女的事实，置其结发妻子付云芝于不顾，将杨发展为自己的情妇。为了长期占有杨向彬，赵维山于1993年夏率众将杨向彬见证为全能神，自己则担任全能神的“大祭司”，是“圣灵使用的人”，堂而皇之地与杨“过灵床”、“吸阴精”， 1995年7月7日生一子赵明。不仅如此，赵维山还宣称，凡是与其“过灵床”的女子都会受到“恩泽”，借此诱奸女性。为了诱使信徒为其卖命，对于各阶层的负责人，赵维山均安排一名女性给该层的“男负责人享用”，让其部下利益均沾。赵维山还将“过灵床”作为发展成员的工具，让年轻貌美的女信徒用色相去勾引潜在的信徒。教主骗色，手段共享，赵维山将“过灵床”用到了极致。

　　刘家国的“赐神灵”

　　“主神教”教主刘家国自称“主神”，制造、散布“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只有信仰“主神”才能得救。据刘家国交代，他以“赐神灵”为名，先后以诱骗和胁迫的手段奸污女性27名（包括两个不满14岁的幼女），其中6人为其生下了6个孩子。据一位化名“百合花”的女孩自述，她从13岁起受骗加入主神教，长期受到刘家国的幽禁，房子里还住着6个女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样子，叫什么“白玉石”、“美丽”“珍珠”的，都是刘家国给起的名。刘家国想“蒙召”哪个，她就得无条件顺从。直到该女子怀孕快临产时才被送回老家，一个月后为刘家国生下一个男孩，那时该女子才16岁。（凯风网，《“主神教”带给我永远的痛》）刘家国被抓获后，在审讯中，这位“主神”自招，“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嘛，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是由于我的生理需要。我承认我有点好色，我创办‘主神教’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求。”

　　吴扬明的“蒙召得救”

　　“被立王”教主吴扬明以耶稣再世、“被立王”自居，口口声声吹嘘自己的身体是“神体”，并编造种种神圣的理由，以之为幌子，对女教徒进行身心摧残。声称只有与“神体”发生关系才能“蒙召”得救，并说这是“神对凡人的拯救”；将“见证”解释为其他女教徒观看他与被“蒙召”的女教徒搞性关系。女教徒们纷纷上当。吴扬明白天吃补品，晚上摧残女性，被诱奸人数难以计算，仅1993年，在徐州一地，就有七八十人之多，其中最小的才12岁。吴扬明还规定受“蒙招”的女青年，未婚的不准再结婚，已婚的不准再与丈夫同床，因为其肉体已属神，不再属凡人了，要专心侍候“神”。吴身边的六名女信徒长期与吴同居，并有数人为其生了孩子。吴扬明还要求“奉差”每次外出“做工”都要带“建殿材料”（女青年）回来。有的“权柄”曾因未向吴扬明呈送“建殿材料”而受到吴的批评。（中国反邪教网，《被立王》）

　　邪教主都是无利不起早的主儿，贪恋女色几乎是共同特征。色迷迷的邪教主靠着编造的的渔色术诱奸和摧残女性，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主佛“青春长住”的秘诀

传说神仙都是金刚不坏之体，常人都说李洪志装神弄鬼，法轮功弟子偏称师父是活神仙。看看李洪志这组逐渐衰老的照片，那样多的法轮功弟子竟然被他玩得死心塌地，笔者曾大惑不解，可仔细梳理主佛“青春长住”的秘诀，原来果然有奇招。

　　吹。李洪志自称“四岁修炼、八岁圆满”，具大神通，修炼他的法轮功将“皮肤变的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青春长住”（《转法轮》）， 1999年7月25日他接受美国《新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从未去过医院，也从没生过病。”你不信我不信，但愚昧迷信的人相信，百病不生的活神仙就造出来了，这正是小号手出身的李洪志的拿手好戏。

　　躲。近几年关于李洪志生病的传闻很多，坊间更风传李洪志脑瘤严重，经常躲着弟子上医院求救命。病容满面精力不济更要躲着弟子了，难怪每年师父亲临法会的次数越来越稀，写经文也愈来愈少。李洪志还躲老熟人，他早年的同学兼战友铁哥们王国庆说他“生病也照样流鼻涕……每年他也得感冒”；他更要躲救命恩人，主治医师李英杰揭露李洪志1984年在长春医院被确诊动过阑尾手术。这个病佛躲来躲去，装神仙可真够累。

　　禁。神仙生病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反邪网站张贴了数十张李洪志早年亲笔签名的医疗费报销单据以及割阑尾的《住院病志》，警方也在长春其原508号住宅查出了“白加黑”等大量药品和拔火罐，病佛铁证如山。李洪志不怕家丑外扬，却最怕丑事内传，难怪他要求弟子只能读背法轮功经文，要求弟子对“邪恶网站”要“不听、不信、不看”，拼命要捂住真相，把弟子蒙在鼓里，否则，神仙做不成，会要他的老命。

　　染。当今世界，丑小鸭变白天鹅不再是梦想，头发长青就要找染发师。近几年法会上李洪志的形象大腹便便皱纹明显，可头发还是漆黑发亮。而早在2000年时，法轮功第一媒体编辑部《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文就称：“由于……的破坏，师父的头发白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在《洪吟三》中，主佛也哀叹：“无量众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法会亮相前，主佛美容院一溜，白发进去，青丝出来。“青春长住”的秘诀，就是美容整容。

　　替。明星或政要有替身，主佛也拿来秀“青春”。近几年主佛“玉体”有恙，网传使用替身，台湾原法轮功负责人聂某某就曝出2012年在龙泉寺撞见了假“师父”。特别是去年10月美西讲法，传出场的李洪志为替身引发了地震，就连与法轮功一鼻孔出气的媒体都提出了质疑。据境外媒体报道,李洪志去年因肺部感染一度病危，法会前嘴里还插着管子，被迫使用替身。唉，主佛没有无数的“法身”，只有普通的替身，替病榻上的“神仙”装年轻，谁知被逮个正着。

　　这个病魔缠身的糟老头，双手抱紧药罐子，嘴里呻吟神仙经，真是装神有术。可是，生老病死不可抗拒，什么百病不生“青春长住”，很快就将“长住”黄土，法轮功弟子见了棺材会掉泪吗？ 

就骨干之死三问李“主佛”

据不完全统计（法轮功死了人从来秘不发丧，故不可能完全统计），已有28位法轮功骨干死亡。其中23人因病死亡，5人因突发灾祸等而亡。（《悄悄死去的法轮功骨干》，凯风网2014-07-04）笔者对此大惑不解，有三个问题请教李“主佛”。

　　一问：死去的28个法轮功骨干算不算圆满？ 

　　这就涉及判定圆满与否的标准。起初，你李洪志强调必须是“白日飞升”才算圆满：“我们这一门要去法轮世界的，我是要采取这个办法──白日飞升。”（1998年《瑞士法会讲法》）“叫所有大法弟子不管要不要身体的，都带着身体飞上天，不要身体的在空中虹化掉，然后飞走。……人不相信神，让神真实的体现给人看。”（1998年《欧洲法会讲法》））“真的圆满的那一天，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大法弟子白日飞升，全世界都可以看的到的。”（200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既然是“所有大法弟子”，那就没有特例。按此标准，28位骨干没有圆满，就是一般的死亡。可后来，你改口了，抛出了“死亡即圆满”的新理论：“真的有早走的，只要是三件事都在做的大法弟子，一定是圆满的，只是层次不同。”（2006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大法弟子嘛，去世那都是圆满，肯定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真新鲜，大法弟子去世就算圆满，哄鬼呢。就算是吧，可圆满与否咋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标准呢？且问李“主佛”：到底是“死亡即圆满”还是“飞升才圆满”？如若“死亡即圆满”，那么死去的常人岂不个个都圆满了？——除非你李教主能够说出常人死亡与“轮民”死亡的区别是什么。

　　二问：你李教主麾下有一个比这28人更精进的弟子吗？ 

　　你李教主要求弟子不断不层次，精进再精进，承诺他们袪病健身，延年益寿，最终修成佛道神。然而，28个大法骨干不仅死了，而且大多短寿。你当然可以狡辩，将原因归到死者身上。比如，在最近的讲法中说李大勇生活上“不检点”，有“求保护之心”，“是自心生魔”，“业力大造成的”；再比如，曾放出风说韩振国人心未去，没有修好。大法骨干即使“三件事”做得很好，也可以安上“显示心”、“干事心”的罪名。这显然是推卸责任。如果这些理由成立，那么我想问一句：你李教主麾下有一个比这28人更精进的弟子吗？我敢肯定，一个也没有！不信，你先定出一个精进与否的刚性标准，再举出一个有名有姓的来并说明此人比那28人精进的理由。我敢断言，你李“主佛”绝对举不出。既然如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轮功中无精进弟子，也不可能有人“修成圆满”。如李教主不服气，可随时在有公证的条件下与我进行辩论，我等着！

　　三问：你李教主敢公开就28个骨干病亡解释原因吗？ 

　　如前所述，28个死亡的法轮功骨干中，有23人因病死亡。按照你李洪志的“法理”，这23人是断断死不了的。你说过，带着有病的身体是无法修炼的，办法是由他给弟子净化或清理身体，经过清理就不再会得常人的病。你说过，你治病不用动手，用眼瞅瞅病就好了。你还说过，你给大法弟子在地狱中都除了名。据此，这23个骨干就不可能有病，更不可能病死。你可以说一般信徒修得不好，可这23个病死的都是你的心腹、股肱。比如，其中有“佛亲”李继光，有龙泉寺行政主管韩振国，有时任“新唐人电视台”编委会新闻中心负责人的李国栋，有法轮功“首席科学家”、医学博士封莉莉，有日本大纪元主编佐藤贡，有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任兼发言人李大勇，有你亲自任命的法轮功云南辅导站站长王岚……他们跟着你拼死拼活，难道就该得此“福报”？对于这23人的病亡，你敢公开解释原因吗？谅你不敢，因为你就是个大骗子！

　　最后，我再挑战一下李“主佛”的智囊或顾问们，你们敢代师父回答上述3个问题吗

当雷语遭遇见证

为诱人入教，李洪志炮制了“法身”、“四大功能”、“消业祛病”等等雷语妖言惑众。俗话说，谎言经不起事实检验。那么，当雷语遭遇见证，堪称雷神的李会如何接招呢？我们不妨来欣赏一下。

　　——弟子窥探“法身”，雷神倒打一耙 

　　关于“法身”，雷神曾抛出系列雷语。他说：“我的法身多得不能用数字来计算，数不过来。多少人我都能管，全人类我都能管”，“真正去修，就有我的法身保护。只要坚持修炼，法身就一直保护到你修炼圆满”，“我有无数的法身，具备我非常大的神通法力”，“你跑到月球上去，跑到哪去，我都能保护得了你”。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曾有个别较真的弟子偏要见证“法身”的庐山真面目，险些令李洪志在众弟子面前无法下台。某弟子发问李洪志：“如何为我们显现一下您的法轮和法身？”李气急败坏地斥责该弟子说：“你还要看什么？！那是叫常人看的吗？！你的心发出这么不好的执著心，能看见佛的人已经是有果位的人啦。象炼功人提的问题吗？都看见了悟就不存在了，也不允许修了，你修不了还要毁掉这么多人吗？”（《转法轮法解·郑州讲法答疑》）

　　——记者围观“功能”，雷神矢口否认 

　　在法轮功组织编写的《李洪志先生简介》中有一段抓人眼球的雷语：“李洪志8岁得上乘大法，具大神通，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功力达极高层次，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预知人类过去、未来。”然而，1999年5月2日上午，在悉尼Darling`Harbour的国际会议中心接受澳洲新报、亚洲周刊等中文媒体记者采访时，李洪志却给出了不同答案。有记者问李：“我在新闻媒体中得知您有特异功能。”李回答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讲给人道理，你就把我当作和你一样的人。”（《李洪志悉尼会见中文媒体》）

　　在此，雷神为什么矢口否认自己信誓旦旦吹嘘的“功能”呢？这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对李的所谓“功能”，国内的新闻记者早就当面验证过。“1993年春，李洪志在贵阳办班传授法轮功时，贵州省气功报召集贵州省新闻界由他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会上，新闻记者们异口同声要李洪志当场表演‘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四大功能的任何一项功能。李洪志张口结舌地说:‘中国法轮功这本书不是我写的。’新闻记者们追问:‘法轮功这本书不是你写的，为什么著作者署有你李洪志的名字？书上写的你具有四大功能你没有看到吗？’……最后，新闻记者招待会一哄而散。”（《揭发江湖骗子李洪志书面材料》）原来，李是害怕国外的记者再让他当场表演“功能”，不得已才说了实话。

　　　——骨干早逝遭吐槽，雷神委罪于人 

　　病人求医问药是很正常的事，但在法轮世界却是禁忌。缘于李洪志有一套“消业祛病”雷语：“人为什么有病根本原因是业力”，“练功就能治病，修炼不许吃药”，“师父可以给你消业”，“首先得去你身体不好的东西，包括疾病……我们是清理身体……为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了，这是保证能做的到的。”

　　在李的蛊惑和暗示下，一些痴迷者特别是法轮功骨干，有病不医，练功“消业”，小病拖成大病，直至英年早逝。这样的冤魂比比皆是，如李大勇、李继光、朱根妹、封莉莉、李国栋，等等。这些骨干弟子的死频频击中“消业祛病”的七寸，此雷语不仅饱受网民垢病，亦受到弟子质疑。举一例：有弟子问：“最近大陆某地一位很好的同修协调人突然以病业形式离世……还有别的原因吗？”李洪志回答说，旧势力就是这样安排的。他就这样听任安排了，那旧势力就会抓住理而不让他活，它们真的抓住这个把柄，师父也不好办。（《2012年纽约法会讲法》）在2014年纽约法会上，雷神故伎重演，又以“旧势力”为替罪羊，草草交待了李大勇之死。雷神毕竟是雷神，智商高的惊人，轻飘飘几句话就将害人夺命的罪责一股脑推给了“旧势力”。可是，忙于圆谎的李可能已经忘记，早在2003年7月20日的华盛顿DC法会上，他就声称：“旧势力在当前哪，已经被彻底的淘汰至尽。”那么，这个“旧势力”是几时死灰复燃的？又是如何迅速成长为“宇宙主佛”一大劲敌的？这背后究竟演绎过几番惊天地、泣鬼神的“神魔大战”？我等常人不清楚，弟子们也搞不明白。还有待雷神适时分解。

　　上述种种，尽显雷神无赖嘴脸，足证雷语皆为牛皮。

“雷语连珠”的资本

天下出语谁最“雷”？法轮功教主李洪志也。——此谓“，雷语胜人”。天下“雷语”谁最多？“宇宙主佛”李洪志也。——此谓“雷语连珠”。有人说，出语“雷”人有啥难，左不过就是胡诌瞎吹呗。这话只对了一半，殊不知，“雷”语胜人、“雷”语连珠也得有资本。李洪志具有的资本，你我未必有。不信，且听我道来。

　　资本一：足够的无知 

　　小学自然课就教过“光年是距离单位”，必须连这个也不懂，才能说出：“我们现在用最大的望远镜去看只能看到15万光年以前的事情，要想看到现在天体的变化，那得15万光年以后才能看得到。”（《转法轮》）火星的地表平均温度比地球低30多摄氏度，必须常识太差，才会望文生义地说“火星是很热的”（《人类的堕落与觉者的出现》）必须足够无知，才能分不清聚变和裂变，才能胡说宇宙是由“27个银河系构成”，“宇宙是三层结构”，“有3000个这样的宇宙”。试想，如果李“主佛”好好读书，稍知科学常识，还会一连串地冒出上述“雷”语吗？

　　资本二：足够的无德 

　　百善孝为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再怎么在话语上“狂飙突进”，对父母总得有一份起码的感恩和敬意。然而，李“主佛”竟然狂言逆天：“这个宇宙的年龄我最大，连我生生世世的父母都是我造的。”（1999年2月21日《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此语“雷”度惊人。妄语忤亲，背逆人伦，其德何在？2006年2月25日，李洪志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许多学员过去看见过我给常人治病，我根本就不需要动手的。我瞅瞅你就好了，瞅你的时候就打出东西去了，我从我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打出神通去。打出去之后你那儿马上就好。”可是，他自己有病也得看医生、割阑尾。他不用“眼瞅疗法”给女儿治病，还特批妹夫李继光住院治疗，其德何在？他胡说替弟子“清理身体”、“消业祛病”，可因拒医拒药而死的已有2200多人，其德何在？

　　资本三：足够的无耻 

　　俗话说，人无廉耻，王法难治。李洪志300字的短文错别字连篇，写个总结语病百出，频现知识性错误，竟然说“印支三国”中有印度。可就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居然敢吹嘘：“也有人讲：李老师有多大的学问哪？他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历史、化学、物理、天体物理、高能物理、哲学，好象是很多范畴都概括進去了。人们觉的老师的知识很渊博……”（1996年8月《悉尼法会讲法》）吹牛不脸红，还要自诩“不自居”：“你们知道吗？把全宇宙、整个人类，唯一能说清楚的就是我李洪志，任何一个生命都不可能，（鼓掌）我可从来没有跟你们自居过……”（《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这段经文最具“邪趣”：将自己吹成无所不知的唯一之人，还要加一句“我可从来没有跟你们自居过”，太黑色幽默了！

　　见过不要脸的，可没见过像李洪志这么不要脸的。其厚颜无耻的程度，无以复加，这就是其“雷”语胜人的资本！

李洪志的“雷语”依赖症

依赖症是指带有强制性的渴求，追求与不间断地使用某种或某些药物或物质，或从事某种活动，以取得特定的心理效应，并借以避免戒断的一种行为障碍。根据“宇宙主佛”李洪志的临床行为表现：一讲法就雷语迭出，可以判断其患有严重的“雷语”依赖症。

　　“雷语”是李洪志自我幻想的强心针 

　　李洪志总是幻想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晓，有着超人的神力，因此处处吹嘘自己很是了得。他不停地用“雷语”来强化自己无所不能的幻想，把自己吹得俨然就真是“宇宙主佛”的形象。“雷语”就是李洪志自我神化和自我幻想的强心针，“我不在宇宙之中”、“没有我就没有宇宙的存在”、“全人类我都能管”、“我推迟了地球的爆炸”、“弟子跑到月球上都保护得了”、“我能为弟子在地狱除名”、“宇宙再大，也没有我大”、“多少人我都能管，全人类我都能管”、“谁动了我，就动了宇宙”、“我能预知人类的未来”……这样一类的“雷语”，无不是李洪志自我神化、自我幻想的结果。相信李洪志不借这些“雷语”来自我幻想、自我神化，以此提神，他的精神就会垮掉，觉得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凡人，鼻涕不断，口水直流，呵欠连天，一点没有精神，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走路无精打采。因此，可以说李洪志患有严重的“雷语”依赖症，“雷语”就是李洪志自我神化和自我幻想的强心针，只有靠“雷语”这剂强心针，李洪志才会觉得自己真是“宇宙主佛”。

　　“雷语”是李洪志自我抵赖的秘方 

　　幻想就是幻想，在事实面前，任何幻想都是无济于事的，法轮功高层人物李继光死亡，法轮功精进弟子李大勇不满50岁就死亡，法轮功精进弟子吴凯伦、金正浩、封莉莉、李国栋等都没争气，竟然相继死亡，双脚踏上了黄泉路，李洪志的“神通”自然就曝了光，他能为弟子在地狱除名的本事在事实面前碎了一地。怎样为自己抵赖，好在李洪志有抵赖的秘方，这秘方不是别的，正是“雷语”。“旧势力会利用各种机会，给大法弟子制造麻烦，也会利用各种机会使一些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不知这些大法弟子的死亡与旧势力有哪种半毛钱的关系？“很多人自己的行为不检点，自己对自己本身修炼不严肃，都会给你制造麻烦、困难、甚至痛苦，更甚至失去生命。”只是无所不晓的李洪志却没有具体点出哪个大法弟子的哪些行为不检点，怎样不检点，不过是主观臆断罢了。由此看来，“雷语”真是李洪志自我抵赖的秘方，没有“雷语”这个秘方，相信李洪志会在事实面前傻眼，不知道要怎样把脑袋抠破，想出怎样的说辞出来。

　　“雷语”是李洪志精神控制的特效药 

　　李洪志每祭出一剂歪理邪说的狗皮膏药可以说都是为了牢牢粘住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实行精神控制，容不得大法弟子的怀疑和猜测。试看以下“雷语”：“地球快爆炸了，人类要毁灭，唯有法轮功能拯救你们，你们赶快抓紧时间练法轮功吧！再不练时间来不及了，地球爆炸时，我喊你们一声‘跟我到法轮世界去’，你们就成了菩萨，成了佛！”，“要销毁那可就太可怕了，要是形神全灭了……就像那个地狱里受尽煎熬呀一样，烧红了铁板上去烙啊，反正一切都在痛苦中还，然后层层杀死……直至灭尽，那个痛苦是最可怕的！！！”

　　这些雷语无不充满着引诱、恐吓和威胁，被洗脑的大法弟子处于巨大的阴影中惶惶不可终日。李洪志为了不让弟子们流失，竟然依赖这种危言耸听、大放厥词的方式牢牢控制弟子。由此看来，李洪志这个宇宙主佛也有黔驴技穷的时候，因此，“雷语”也是李洪志对弟子实行精神控制的特效药。

　　奉劝李洪志应该去好好地看看心理咨询医生，不要过度依赖“雷语”，导致走火入魔，精神分裂，后果很严重，大法弟子将无所适从。

且看“最雷教主”也坑子

凯风访谈《孙森伦的自述》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孙森伦的两个幼子孙宝圆、孙宝满被李洪志带走后，至今仅在网络上看到两三张照片，其他音讯全无，孙森伦念念不忘的舔犊深情显得十分悲惨凄凉。可以想象，兄弟俩在李洪志的魔爪下成长，迎来的必将是一个迷迷糊糊、孤单无助的童年。”自称可以“把整个人类超度到光明世界中的救世主”，现在居然把孩子带入了火坑。下面就看看李洪志是如何坑孩的。

　　坑孩之一：把女儿当托 

　　看病有“医托”，求学有“学托”，坐车有“车托”，社会生活中,“托儿”的身影无处不在。李洪志也会用“托”，且发挥的淋漓尽致，横扫无边。这不，为了实施李家的宏伟计划，他居然把女儿也用上了。“有时我还是劝她上学，但是她就是不肯上，我与李洪志说小孩子应该到学校接受教育才对，可是李洪志说李美歌上不上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孩子需要引导，他还说过，现代的这些知识都是从错误的基础上发展来的，这样上学不是耽误了小孩子吗？”（孙森伦《我与李洪志一家在泰国的日子》）

　　在李洪志的教导下，其女儿李美歌一天中大部分时间跟随李洪志，包括每天的吃喝拉撒睡玩。李洪志逢人便说，女儿不是一般的小孩，以后自己的层次不如她，自己都要跟着女儿学习呢。看看，自己的女儿都以身试法了，小外甥跟着舅舅还会吃苦受累吗！“我不是讲过一人炼功全家受益吗？最起码你所带的能量场是对你全家人都是有益的，因为你是在正法修炼，所带的那种慈悲祥和的力量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1999年5月《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凭李美歌的聪敏和秀丽，如果不是因为追随修炼法轮功的父亲，在中国至少可以考入名牌院校。现在反观李美歌在神韵艺术团的另类表现，现在至少可以进入国家名牌类艺术院校，当个演员有个正常收入体面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可惜呀，跟错了爹钱再多，常人也是难以接受的呀！李洪志把女儿幸福前程给毁了，可悲的是小女还蒙在鼓中。这一点，李洪志哪一点不是在坑孩。

　　坑孩之二：舅舅比爸爸亲 

　　李洪志对孙森伦的大儿子大宝有很深的感情基础，在秦国期间，孩子吃的、用的几乎都由李洪志提供，相互间情同父子。因此，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在家里，李洪志对大宝赞赏有加。“这个小孩子有佛性，且根基特别的好，他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小孩，天目已经早开，只不过他现在还很小，以后他修炼起来，会早得圆满，他比在座大多数人的心性都高……”（孙森伦《我与李洪志一家在泰国的日子》）

　　也许是无利不起早，李洪志这样做有他的想法。见时机成熟，李洪志就直接说：大宝的名字就叫“宝圆”吧，如果以后你们还有孩子，无论男女，那么就叫“宝满”。如果还有三宝、四宝、五宝，可以叫“宝真”、“宝善”、“宝忍”就更好一些。后来，我的大儿子就叫——孙宝圆，二儿子就叫——孙宝满。（孙森伦《我与李洪志一家在泰国的日子》）对大舅子的作派，孙森伦虽然觉得两个儿子的名字太宗教化、太虚无飘渺，也试图有几次改名的想法，但最终被李洪志的花言巧语给予否定，结果只好依他。

　　小哥俩取义“圆满”，李洪志说是希望他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和谐美满，结果呢？其妹妹李萍与孙森伦离婚了，“圆满”兄弟俩带走后也一去无回，弄得孙森伦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寄人篱下，老了老了落个悲催凄凉。兔子急了也咬人，孙森伦为了宣泄心中的悲愤，先是写书说真相，后又接受凯风网、香港国际网络电视台采访谈感受，气愤至极的孙森伦送李洪志八个字:因果循环,天有定数。其意味深长，让人感慨。这一点，明眼人一看李洪志也是在坑孩。

　　坑孩之三：鼓吹“教育无用论” 

　　大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擅于鼓吹歪理邪说的李洪志就是睁眼说瞎话的人，他竭力鼓吹“教育无用论”，目的就是为自己贻误孩子前程所犯的滔天大错进行无责任的推托。

　　首先，他否认父母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你知道这一世你们是一家人，你知道前一世你们不是一家人吗？……这一辈子是你的孩子，你知道上一辈子他是谁的孩子？”（《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其次，他鼓吹孩子的未来由他安排，教育没有用，“一切都安排好了，为什么还要教育？”（《欧洲法会讲法》）最后，直接攻击现代教育，即使连教育比较发达的美国也不放过，“但是现在哪，尤其美国，现在对孩子的放纵，那没法说了，那个孩子根本没有教养，整个教育是失败的。”（《欧洲法会讲法》）等等。

　　可悲的是，小哥俩因为李洪志人为封锁相关信息，到目前为止仅获悉小哥俩是神韵艺术团的“台柱子”，其它难见信息流露。因此，小哥俩的生存现状也引起了众人的牵挂：他们会不会因修炼法轮功出现幻觉致走火入魔？生病后还会被拒药送医饱尝疾病折磨吗？长大后的小哥俩会成为又一个李洪志吗？等等。这一点，李洪志也是明目张胆的在坑孩。

　　童叟也敢欺，这是人类所不耻。少年儿童就像一张白纸，对童年有诸多的好奇和幻想，他们的思考方式、人生观念和为人处世都不成熟。经过邪教教义和李洪志雷语的熏陶，在耳濡目染与潜移默化中，阴暗的种子在黑暗中滋生。陈果与刘思影的惨剧每每忆起便令人唏嘘。孙森伦在媒体的一系列控诉，就是告诫世人，无论李洪志怎么吹，如何擂，都掩盖不了法轮功组织制造邪恶坑孩的真面目

骨干骨干，骨头榨干

在法轮功阵营中有着这样一个群体----“法轮功骨干”，他们被“主佛”李洪志亲自所任命，各自割据一方，各负其责，统领着一队人马默默的为法轮功“事业”所贡献着、工作着，但诡异的是这些“骨干”鲜有善终者，大部分都是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例如：李洪志的亲妹夫李继光就是这么一位“骨干”，他所担任的职务是大纪元新闻媒体的副总裁，不幸的是他于2012年5月因肾衰竭死亡，享年48岁；另一位英年早逝的“骨干”是“三退”发起人、负责人李大勇，于2014年3月死于急性肝坏死，享年50岁。按照李大师的说法，大法弟子不会死，更不会病，时至今日，不仅经常有“大法弟子”死亡，法轮功骨干也相继去世，罪魁祸首是谁？这里面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笔者试述一二：

　　弟子时间近乎被榨干，毫无个人空间。 今年春晚有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特别让人有感触，人们不禁感叹悄无声息流走的时光。可是法轮功信徒们的时间都去哪里了呢？首先作为法轮功弟子要花大把的时间学法、练功、与其他痴迷者交流，北京市西城区的出租车司机庞增信，为了潜心“修炼”法轮功，他七年没时间与家人团聚；其次是讲真相”、“练功”、劝“三退”，2007年凯风网刊登《我发送了9000个“退党”名单》一文，据胡明介绍，他曾用电子邮件向明慧网发送了9000余人的“三退”声明，当然其中一些假名还需要胡明花大把时间绞尽脑汁一一编制；除此之外国外的一些法轮功弟子还会花大把时间拉广告、推门票等一些任务。总之，法轮功信徒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骨干”人员要做的事情更多，他们没有时间合理安排健康的生活，比如带者家人到大峡谷、密西西比河等地休闲、旅游。可以预料到，法轮功骨干们如此长时间的超负荷为李洪志工作，身体出现健康状况是迟早的事情。

　　贡献万贯家财，生命垂危，主佛无力回天。韩国“法轮大法学会”骨干全判烈韩“法轮功”元老级人物，办有数家企业，经济实力雄厚，资助过韩“法轮功”大量金钱，且“学法精进”，“弘法”更是不遗余力。鉴于全判烈的“特殊贡献”和显著地位，在全判烈住院救治期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亲自为其“发正念”，并号召“法轮功”功友集体为全判烈“发正念”，用“大法”的威德来挽回其生命，但因全判烈脑部出血过多，“发正念”也未能奏效。

　　死后默默无闻，也要为神功失灵，守口如瓶。法轮功“骨干”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物，同时“骨干”作为领导阶层，生时在法轮功阵营应该有一定人脉，死后理应公开悼念，风光大葬，这也算是给亡者一个肯定、亲属一个安慰。但是李大勇、李国栋、刘静航等人死后法轮功阵营却守口如瓶，就算是李洪志的亲妹夫李继光死后也是秘不发丧，死后却只能落得的无人问津，这着实让这些生前鞍前马后的为李洪志卖命的“骨干”们心寒。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防止李洪志吹过的“大法弟子不会病”、“法身保护”等牛皮被当场撕破，露出邪教狰狞的面目。

　　纵观，法轮功这些悄悄死去的骨干们，生前为李洪志尽心尽力奉献了青春献金钱，死后还不能风光大葬，真是可悲，可悲。如此看来，李洪志简直比吸血鬼还要狠毒，简直是吸食完了弟子的鲜血后，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李大师”的“真、善、忍”

众所周知，“李大师”一手创立并运作至今的法轮功教信徒要“真、善、忍”，乍一看，还真是能吸引住一些眼球，颇有劝人修身养性的意味，然细究之下，且看看“李大师”的“真、善、忍”作何解吧！

　　一、“真”在“真小人” 

　　小人，指像小孩子那样说翻脸就翻脸，说变脸就变脸，现如今专指喜欢明争暗斗，做搬动是非、挑拨离间、隔岸观火、落井下石之类坏事的人。

　　我们来扒一扒李洪志的“杰作”：1999年4月25日，“李大师”精心策划了“4.25”围攻中南海事件，另一大批受蛊惑的信徒做出了悔恨终身的错事，结果其本人仓皇逃离了中国，还竟然说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2010年12月15日，法轮功网站发表文章《重庆杨俊被迫害致死，年仅十八岁》，然而，重庆市社会志愿者魏昊专程到沙坪坝区井口镇，走访了杨俊一家。杨俊的母亲陈女士说：“杨俊是我儿子，现在在家里，在你面前，杨俊没有被迫害致死的事情。法轮功把活人说成死人，用心太险恶，太恶劣，真是歹毒，真是气死人啊！法轮功是别有用心，给娃儿和我们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样的事件还有很多，而李洪志在美国却住豪宅，开豪车，享尽人生之福，专门遥控指挥境内骨干，挑拨信徒搞“三退”，走出去“讲真相”，大肆攻击政府，做尽危害社会之事，造就无数悲剧。

　　真，与客观事实相符合。李洪志如此淋漓尽致的用一生所做诠释了“小人”的定义，是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小人，“真小人”一称号当之无愧。

　　二、“善”在“善忽悠” 

　　李洪志在蛊惑人心一途确实堪称大家，君不见李大勇作为一个有本事、有才能的尖端科学、高新技术博士后工程师，都为李洪志鞍前马后、效劳卖命，可见其“忽悠”能力之高强。当然，若只是此一件功绩，或许只是因为走了狗屎运，碰巧两人臭味相投，所以狼狈为奸，尚不能说是忽悠“大家”，但“李大师”给我们展现的“成功案例”可不止这一件。

　　法轮功宣扬、高叫的“法轮保护”、“地狱除名”、“祛病强身”“福报成佛”等等一系列法轮卖点，在亲信李大勇、李继光、王成薇、刘春杭、谢春宜、麦穗英、吴凯伦、孙浚、佐藤贡、柳济南等二十八九个大法弟子相继死去的事实下，不断的遭到弟子们强烈的质疑、怀疑、异议和非议。但 “李大师”总能巧舌如簧，再次编织更多的谎言，忽悠得信众对其愈发的崇拜起来。

　　善，善于，擅长，有做好或处理好某事的才能或技巧。“李大师”经历过的“信仰危机”不止一次，却仍屹立不倒，显然忽悠方面的才能功不可没。他若不称“善忽悠”，真是没道理了。

　　三、“忍”在“忍弃情” 

　　忍，一作抑制、克制之解，二作残酷之意。“李大师”的“忍弃情”，绝不是忍痛放弃亲情、友情等，而是只顾自己的利益，残酷的不顾念一切感情。

　　对父亲，“李大师”为了增加其神秘色彩，加深信徒的盲目崇拜，篡改其出生日期至1951年5月13日（佛教释迦摩尼生日为5月13日），给其父李丹戴了绿帽；对母亲，李洪志常说“我妈是我的魔”，并且处处颐指气使，甚至在其母过生日之时还派人送上一个写着“你去死吧”四字的大蛋糕，毫无母子之情；对女儿，出生至今始终没有接受过学校的正规教育，7岁之时就被“李大师”为了法轮功事业拉入泥潭，自此背负了邪教的臭名声，已过三十而立之年却嫁不出去，成了老姑娘；对已故的左膀右臂，为了维持其邪说，守口如瓶、秘不发丧，有人质疑的时候还说是他们“不上进”、“不圆满”，毫无情义可言，我想这些大法弟子大概也会死不瞑目吧！

　　对照李洪志的所作所为，对照李洪志教导弟子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心有所悟了，原来“真小人”、“善忽悠”、“忍弃情”才是所谓“真、善、忍”的真谛啊！

古代琴曲中的佛曲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李白的《听蜀僧濬弹琴》，是唐诗里描写音乐的佳作。从这首清新明快、意境悠远的听琴诗当中，能够感受到蜀僧高妙的琴艺，诗人和僧濬依托于琴声之中的情感交流，当然还有美不可言的大自然——峨眉峰、万壑松、流水、碧山、秋云……令人遐想无限。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在这首诗中看到一个现象：至少从唐代开始，已有琴僧这一群体。他们个人的人文气质、艺术情调等影响着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创作——富有禅意的诗歌、梵音琴曲，不但以艺弘道，且拓展了艺术作品的领域和空间。
　　我们已知琴人群体之中有“琴僧”这一角色，那么，古代琴谱之中亦有佛曲的部分吗？
　　首先，从佛教音乐[1]初传中国的历史看，它始终伴随和贯穿着佛教音乐华化的历程，在数千年的佛教历史进程中，广大的僧众、知识分子中信仰佛教的上层人物、文人雅士、甚至帝王将相（例如三国的曹植）都为重新创作中国风格的佛曲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相对而言，佛教音乐华化更多的是宫廷音乐（例如梁代法乐[2] ）和民间音乐（例如俗讲[3] ）的相互吸收、创新与融合。但它们都不是以文人音乐直接作为宣讲教义、度化大众的方式出现的。而古琴音乐则是古代知识分子中，文人音乐的典型代表。从音乐考古学和古代图像、音乐文献的记载来看，古代佛教音乐所使用的乐器，多用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夹以少量的弦乐器，并不包括古琴在内。因此，古代佛教寺院中的法事仪轨佛教音乐，并不包括古琴。
　　其次，需要清楚古琴这件乐器自身的特点。从白居易的一首《废琴》诗，可见一斑。
　　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
　　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
　　玉徽光彩灭，朱弦尘土生。
　　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
　　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
　　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
　　除去白居易所处时代音乐取向的偏好，和诗人本身借物抒情的缘由之外，这首诗突出了古琴的几个特质：
　　第一，其音声“太古”、“泠泠”，这两处描写生动地概括了古琴苍劲古朴、清幽泠然的音乐特征和风貌。不仅如此，从“舜弹五弦之琴”的记载，至汉代七弦琴的逐步定型，古琴在中国乐器史当中亦属于“太古”时期的乐器。此外，“玉徽”、“朱弦”这两处描写从一个侧面勾勒了古琴精巧雅致的音形特征。
　　第二，“不辞为君弹”，此句说明了古琴主要的听众群体——知己，而不是取悦于大众。伯牙遇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4]，就是一个中国古琴非常典型的实例。除了为知己鼓琴之外，琴也是为自己而弹的，以此达到宁静致远、超然物外、物我两忘的内观禅境。例如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首千古佳品，说出了古琴的隐逸情怀。中国古代的隐士多半都是以琴相伴的，为知己、为自己、为大自然而鼓琴。因此，古琴欣赏群体是小众的，并且有非常突出的自娱性的特点。古代文人赋予古琴独特的文化属性是不同于其他乐器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不称今人情”，诚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审美取向都有一定的变化。在白居易所处的盛唐时期，从宫廷到民间外来音乐空前繁荣，确实对古琴音乐造成一定影响。“羌笛与秦筝”成为时代的音乐主流，相形之下，古琴显得清冷平淡。但无论不同时代的音乐风格取向如何，古琴都是历代文人隐士首推的乐器。也是因为这个缘由，古代文献留下了丰富的琴诗、琴学论著以及诸多的琴谱等。
　　以上三个特征，说明了古琴与当时的民间俗乐、宫廷音乐等，保持了相当的审美距离。在古代音乐中，古琴始终是以一种独特的、鹤立鸡群式的文人音乐形态彰显于世人的。尽管，古琴音乐不属于佛教音乐仪轨法事的部分，但由于古代文人雅士中佛教信仰的缘故，以及琴僧群体的参与和亲睐，古琴与佛教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法缘。从古琴文献来看，对古琴美学思想有直接影响的是禅宗的顿悟说[5]。最早把禅理与琴学联系在一起的是宋人成玉磵，他在《琴论》中说：“攻琴如参禅，岁月磨练，则无所不通。”这种思想后来被明代著名哲学家、文人李贽加以发挥，李贽认为“声音之道可以禅通”（《焚书·征途与共后语》）。明代《溪山琴况》的著者徐上瀛晚年曾寄居僧舍，所以佛教思想对他有较大的影响，他曾提出：“修其清净贞正，而藉琴以明心见性。”直接将抚琴与观修自心、明心见性联系了起来，将鼓琴看成自我修行的一个过程。
　　古琴美学中的佛教思想同样涉及琴曲的创作、演奏、欣赏三大部分。琴曲之禅意、琴诗之禅味，讲究弦外之音、诗外之意所带给人的审美感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6]。然而，如此审美追求并非琴曲本身能够量化的，这囊括了琴人对琴音赋予的独特文化内容。
　　就古代琴曲的具体内容而言，完全为佛教内容的并不多见。这与禅宗对琴曲“意”的强调与追求，古琴不符合佛教音乐仪轨法事的乐队需求，古琴自身的乐器特点等等都有关联。根据笔者有限的收集，找到的佛曲为《普庵咒》、《释谈章》、《色空诀》、《那罗法曲》。
　　1、《普庵咒》、《释谈章》
　　《普庵咒》为中国古代首次刊印的佛曲，其原本为佛家诵讽的咒文，由南宋的普庵禅师[7]创立。《普庵咒》又题为“释谈真言”或“释谈章神咒”。“释谈”即“悉昙”的音转。“悉昙”是梵语“Siddham”的音译，义为成就。《悉昙章》是以图表形式来表示梵语子音与母音各种拼音组合，实为学习梵语拼音而设计的入门书。它随佛经东传而入华。根据陈松宪先生的研究，《普庵咒》是模仿《悉昙章》音节次序排列的。[8]
　　普庵咒乐本身，结构严谨，易于记诵。流畅的音声，规整的节奏，不但人声诵唱动听，也易于纳入曲艺器乐之中。佛事仪轨中的管弦，福建南音的“指套”，还有弦索、琵琶、丝竹、鼓吹，宫廷音乐等等，都有普庵咒音乐。此外，普庵咒还是一种曲牌名称。普庵咒作为古琴佛教名曲，在古代流传之广泛，形成了有如“八板”音乐一样的一曲多式，遍布于大江南北多类乐种之中。[9]
　　琴曲《释谈章》的标题是源自普庵禅师咒语原题目：“普庵大德禅师释谈章”，所以大部分琴谱皆以此为名。因此，《释谈章》与《普庵咒》本为一首佛曲。此琴曲从明朝万历至民初共有40多部古琴谱集刊载，由于有些琴谱或题为《释谈章》，或题为《普庵咒》，而谱式也各有差异。这可视为琴曲的流变现象。普庵咒作为佛家经咒，不仅“流变”入中国古代各个乐种之中，《普庵咒》琴曲历经四百多年的漫长传习，亦有流变的各种版本，在寺院和民间流传至今。
　　从古代各琴谱记载的《普庵咒》来看，由历代琴人的加工、缩减、变奏，因而演变为三种形式：可配以咒文诵唱的21段《释谈章》，可配以咒文诵唱的13段《普庵咒》，以及纯器乐化的琴曲《普庵咒》。
　　《普庵咒》的琴谱，最早见于《三教同声》[10]，书中的“序”为明万历年间（1592）铁耕道者郑邦福所写：
　　新安张宾桐氏，素精琴理。凡可持诵讽咏之者，悉能被之于弦，以清如耳。余为比部时，见其释谈章谱，按而习之。如入梵宫，闻众僧咒，既心异之。越二年余以入贺扺都，又见其以《大学》《清净》 二圣经，谱而按之，与前音配吁，亦奇矣。夫宾桐氏欲联三教以同声，何其所志之弘也。乃忽献疑于余曰：“吾儒与道家者流，其习于琴久矣，乃佛氏以音声色相为邪道，则释谈章之谱得无悖于本旨乎？予曰：不然。琴之设，无非禁人之不正，以归于正。咒为佛秘密语，虽不可以文字解，而其为教，亦欲摄群魔以归之正，此其意旨原不谬于圣人，况道流乎？人患不达先王作乐之本耳，达其本则触处泠然无性，非正性之具，即佛氏之风水树鸟皆能说法，梵音潮音皆属妙音。于琴理又何碍也”。宾桐氏遂释然领悟，并已此语并之简端。余嘿然无言。[11]
　　从以上的序可以见得，《释谈章》为张德新所作，其根据当时寺院讽诵的《释谈章》移植于古琴之上。此外，这段序当中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一读：“吾儒与道家者流，其习于琴久矣，乃佛氏以音声色相为邪道，则释谈章之谱得无悖于本旨乎？”郑邦福的这一句指出了儒释道三教在琴曲领域的不同：比较而言，儒家和道家有习琴的传统；而佛家完全不然。佛家“以音声色相为邪道”，从佛教扶植戒律角度出发，其强调音声滋长五欲，即音声让人身心动荡，不易摄心。但从佛教大乘思想来说，从弘化利益众生的角度出发，“音声”也不失为方便法门。因此，“序”中的解释为：“欲摄群魔以归之正，此其意旨原不谬于圣人，况道流乎？”
　　郑邦福的“序”强调了《释谈章》摄魔归正的作用，与儒家道家通过习琴归人于正的方式无二。可见，张德新、郑邦福都是尊奉孔孟儒教的文人，在当时“三教合流”的思潮、以及“三教合流”世俗化环境的影响之下，同时也信奉道教和佛教。从张德新开始，《释谈章》从寺院的讽诵来到文人的古琴音乐之中。
　　而且，郑邦福还强调指出琴亦能说法：“即佛氏之风水树鸟皆能说法，梵音潮音皆属妙音。”既然风水树鸟皆能说法，何况琴呢？宋人成玉磵提出“攻琴如参禅”的时期，并未有古琴佛曲的出现，直到“三教合流”的明代才有了佛教内容的琴曲。
　　与《三教同声》时间相近的为刊于公元1625年《太音希声》辑录的《释谈章》，其谱前所作题解言明：
　　此曲乃李水南所作，始无此律，继缘崇德希周吕选君好佛老，令水南按律构音，未传于世。不佞受之久矣，自万历戊寅灾梨，以广其传。[12]
　　从序可以见得，李水南受佛教人士所托，把《释谈章》谱于古琴之上。然而，《三教同声》和《太音希声》虽都有《释谈章》，琴曲差异很大。可以相信，这两首曲是在时间空间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创作出来的，是文人创作古琴佛曲的不期而遇。也因为这样，《普庵咒》后来会出现两个系统：即《三教同声》、《阳春堂琴谱》、《松弦馆琴谱》的传习系统；以及《太音希声》、《伯牙心法》、《理性元雅》另一个系统的传习。这种情况从万历一直延续至明末，两个系统才开始融汇起来[13]。而到清初，统一的普庵咒琴曲才出现。
　　现今流传甚广的是“理琴轩旧藏本”，纯器乐版的《普庵咒》，而不是能够诵唱的《普庵咒》或《释谈章》。“理琴轩”版本比之前的《普庵咒》版本，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此琴曲在“流变”历程中，尽管曲名没变，但音乐结构、主题音调等方面均已不同。但是，其琴曲的特质与风格没有变动，佛教的诵唱调韵和庄严肃穆的音乐气氛依然浓厚。至于各个版本琴曲的结构，陈松宪先生的《普庵咒音乐》和杨春薇的《普庵咒研究》都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在此不加赘述。
　　许建先生的《琴史初编》提到此曲：“这一琴曲的结构和风格与一般琴曲很不相同，显然是从其他乐种移植而来的作品。结构上最突出的特点是，除首段引起之外，每段的后半段都出现了完全相同的曲调，听起来回环反复连绵不绝。”除了结构巧妙反复的特征之外，《普庵咒》的特征音程在众多琴曲之中亦是凸显而出的。其使用了大量的“撮”，为一般琴曲少见。并且，其撮的音程除了常用的纯八度、四度、五度，复八度、四度、五度之外，还有大量的经过音。既表现了寺院念诵的庄严之相，又不失旋律线条流动之美。见下面乐谱片段[14]：

　　《天闻阁琴谱》说：“其音韵畅达，节奏自然”，“令人身心俱静，可谓平调中第一操也。”毋庸置疑，《普庵咒》是古代佛教琴曲中的象征和代表，也是古琴佛曲唯一传习至今的代表作。
　　2、《色空诀》
　　《色空诀》与《普庵咒》产生的时代和背景基本相同，其共同特征是都以经咒入琴，但与《普庵咒》境遇不同的是，《色空诀》即《心经》，并未得到广泛的流传，其琴曲载于陈太希编辑的琴歌集《太音希声》之中。陈太希为浙江钱塘人士，师承后期的浙派李水南（浙江德清人），弹琴五十余载。《色空诀》的题解写道：

　　太希曰：心经言简肯深，盖能明心，斯得见性，见性方可入道也，诚能行之， 则性可定，而命可守矣。余常讽诵不已。今则托诸丝桐，亦惟以其言寄于无言，以无声藉于有声云尔，用是普传同志，庶几不蕴无私。[15]
　　由此题解可知，《色空诀》为陈太希所作。若说《普庵咒》鉴于“摄魔归正”的创作目的，《色空诀》则是为了“明心见性”。陈太希极大的肯定了其弘法利生、修心养性的宗教目的与作用：“诚能行之，性可定，命可守。”并且说明了创作缘由：“以其言寄于无言，以无声藉于有声云尔”，即：妙理本不可言说，但他以有声来表达无声的佛教意蕴。
　　从陈太希的题解，可以看出其佛教徒的身份，不仅如此，从对《释谈章》辑录的态度，也能说明《释谈章》本是其师李水南所作，但他并未将其刊印流传，而他的学生太希习得之后反而传播开来。遗憾的是，现今此曲并未得以流传。近年来闽派琴家陈长林先生将其重新打谱[16]，但还未正式出版流布。
　　此曲除尾声之外，琴曲大致根据《心经》的含义分为七段。从《心经》内容和减字谱的结合来看，其基本为一字一音，和一字多音，而一音多字的情况很少。见下谱例：
　　《色空诀》仍是基于琴歌的基本模式，而是否受到梵呗的影响，仅从减字谱难以看出。现今寺院讽诵的《心经》，并没有明显的旋律片段定式，因为，其并不属于“赞体”的模式。但每次众僧齐诵时，会出现一种自然的多声现象，通常八度和平行四、五度的同时进行最为常见，属于一种自发性的多声倾向。而《色空诀》是否也有多声的现象，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那罗法曲》
　　载于1893年的《枯木禅琴谱》。《枯木禅琴谱》为清代广陵琴派的五大琴谱之一，编辑者为释空尘。释空尘是一位行脚僧，一生云游四方，足迹遍及燕齐楚越。他自幼喜爱弹古琴，曾师从于儒释道不同琴家，几十年来携琴游历，寻访名师同道，成为琴禅一体的广陵派名家。
　　佛教界对空尘大师也有很高的评价，竹禅法师评论说，这个云闲上人（即空尘）“深悟琴学三昧，其住世行道，得教外别传之旨”，并题字“以琴说法”赠之。德辉法师说：“知公操缦卅年，合琴与禅为一致，则所发之音，所定之曲必有超出声尘之外者矣。”
　　学术界对空尘大师也有很高的评价，佛教音乐学者田青在《琴心与佛心》中高度评价道：“因为有了《枯木禅琴谱》，有了释空尘，有了《那罗法曲》、《莲社引》等琴曲，中国的古琴艺术可彰显佛家之影响，填补三足鼎立之中国传统文化在琴艺中的欠缺了。”
　　《枯木禅琴谱》共收录广陵传统琴曲25首，此外还包括7首自创的琴曲。《那罗法曲》就是其中的一首，这是空尘和尚唯一一首根据梵呗所作的琴曲。他在该曲的后记中写到：
　　戊子秋访友京都，闲步旃檀寺，听喇嘛齐歌梵呗，音声清和。询之左右，知其为《那罗法曲》之遗音。翌午，携琴复往，乞其反之，而后抚弦和之，得谱成曲，即题斯名以纪之。
　　从这段后记能够得知《那罗法曲》的来龙去脉，该曲移植于1888年，为清末北京旃檀寺的梵呗遗音。梵语Kimnara在晋宋隋唐以来的、尤其是唐以后的佛经翻译里面，翻译为“紧那罗”、“紧奈洛”等等，意为“音乐天”、“歌神”，是佛教天神“天龙八部”之一。智者大师《妙法莲华经文句》卷第二下讲：“紧那罗，亦云真陀罗，此云疑神，似人而有一角，故号人非人。天帝法乐神，居十宝山，身有异相，即上奏乐，佛时说法，诸天弦歌般遮于瑟而颂法乐。”可见，在印度文化、尤其是在印度佛教里，紧那罗是音乐之神，也可以说他是佛教音乐的大师。而在《那罗法曲》的演绎中，多少都会受到印度佛教音乐的影响，从“法曲”的名称，亦能判断其可能沿袭了唐代宫廷宴乐的某些形式，还有空尘聆听喇嘛唱诵的《那罗法曲》，其中肯定还有藏传佛教诵经的音乐影响。
　　总之，在唐代外来音乐空前繁荣的情况下，古琴泠然避之。而到明代之后，在“三教合流”思潮和宗教世俗化的影响下，颇带异域之风的“那罗”音乐，古代宫廷音乐，还有雪域藏传佛教音乐最终还是融入了古琴音乐的世界。尽管目前，我们对古代琴曲中的佛教音乐，还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但从明清以来佛教的发展和演变来看，佛教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在时间的蜕变之中，相互影响、彼此吸收，由此形成了颇具个性色彩的古琴佛曲遗产，对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和影响。尤其是古琴佛曲，不仅包容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形式，而且对当今中国居士阶层学习古琴、以琴弘法、修身养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遗憾的是，与《色空诀》相同的境遇是，《那罗法曲》也并未广为流传，直到百年之后，青年古琴家余青欣重新将其打谱，才让我们有幸得以闻听这首颇具梵呗之风的古琴佛曲。

佛画与功德

当历史成为过去，许多的灿烂变为天际的一点星光，作为后人要想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就需要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将这些历史的碎片复原为当时的画面。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宗教绘画史上，敦煌地区归义军政权前后的画工创制佛教绘画时出资人在其中的作用，以及画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绘画的题材与画面构成。
　　引　言
　　公元9世纪，边地敦煌，成为吐蕃人的辖区，与中国历史中其他时期一样，在草原民族征服了汉族的同时，汉文化的魅力也征服了获胜的民族。长期混居的结果，使吐蕃人，包括来往频繁的于阗人以及九姓胡人都出现了明显的汉化现象，如起汉姓，用汉字等。同时吐蕃及西域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也感染了河西走廊这块奇异的土地。但是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公元848年就学于佛寺的张义潮起兵造反，成功地从吐蕃人手中夺回敦煌，自此将敦煌东部的吐蕃人驱走，并上表唐朝，受任沙州归义军节度使，统辖自敦煌向东至凉州的十一个州。由于天高地远，张氏家族个人欲望得到无限膨胀，甚至历任节度使自称“节度使大王”， 相关的官制也同于朝廷，张氏子弟称为“太子”，同时还豢养有许多享有闲职的“太子宾客”，情形仿佛一独立之国。张氏家族统治敦煌92年之后，即公元940年，归义军节度使之位归入曹氏之手，曹氏也沿习旧制，如此经过96年。张氏与曹氏家族政权统治敦煌近200年。
　　一幅“功德”后面的故事
　　中世纪的敦煌，在一片沙漠绿洲中，大约有17所大小不一的寺院点缀其间，寺院都颇有些名气，并且大多可以得到官家的赞助，因此人们习惯将寺庙分为官寺和普通寺院，这其中又有僧寺和尼寺。由于敦煌特殊的情况，寺院在当时成为边地政治、民俗、教育等活动的中心。如贵族子弟在寺院中就学、贵族妇女受戒后成为官寺的长期赞助人等，一些大型的民事活动也以寺院为单位举行。因此，这里婚丧嫁娶一应大事，都向寺庙出资供养，呈一时之风气。
　　长期的战事，使敦煌地区人口形成男少女多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出现了一夫多妻的婚姻状态以及尼多于僧的特殊现象[1]，而得以出嫁的妇女，自觉十分幸运，但缺乏安全感，因此在婚后，大多出资供养寺院僧众，如请抄手抄经入寺或于莫高窟开窟造像以充供养，希望以此保佑这来之不易的婚姻[2]。而寺院开办的寺学，召收贵族子弟入学，仿佛中央朝廷的太学，张、曹的一些贵族子弟便就学其中。僧人的地位比我们想象的高许多，有的僧人可以收养女，也可以买丫头来服侍他们的生活，他们不必生活在清冷的寺院中过集体生活，因此虽然出家却照样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家里，比起当时受寺院和官家控制的画工、泥工等手艺人，僧人可以说是一种自由无忧的、完全属于消费的中产阶层了。
　　莫高窟一带，有一座称为三界寺的僧寺[3]，寺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在唐代已有名气，后来分为上下两寺，虽然不如当时官寺，如净土寺、金光明寺等的辉煌，但由于该寺设有寺学，张、曹子弟就学其中而使该寺成为敦煌名寺之一[4]。与敦煌其他寺院一样，该寺的常住僧并不多，大约只有20几名[5]，但它同样得到了当时大户望族的贵妇或达官者为其长期的赞助人。大约在公元10世纪中期以前，三界寺比较活跃的僧人道真（此人俗姓张）于长兴五年（934），出任三界寺观音院主，这对于一个有志于佛学的僧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时机，他利用这个身份，出资抄写了许多经典，并大量收集当时敦煌其他寺院的经典，修补本寺残坏经卷，从而使三界寺藏经成为当时以及今天看来都十分重要的文化图书馆[6]（另外该寺的僧人，包括沙弥，还有惠海、戒轮、戒净、法定、友信等）。由于三界寺注重学习，因此在当时该寺成为一个培养张、曹族人成材的重要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寺院设立的培养学士郎的寺学，张、曹时代有许多学士郎就出自这里，如张富□、张英俊、张彦宗、曹元深等[7]。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活跃的道真和尚，俗姓也是张，与张氏归义军同姓，那么他是否与介入寺院学习的张姓学士郎同宗，不得而知。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在张氏政权时期，三界寺似乎已是一个官家供养的名寺。后来也同样成为曹氏政权下的官寺。由于是有名气的寺院，因此即使是僧寺它也不会拒绝吸收贵族妇女成为其赞助者，并且由于敦煌特殊的时期，一夫多妻的婚制促使女人对于寺院的供养更为虔诚，她们希望通过超自然的力量保住得之不易的婚姻生活，保住一个女人在家族中可怜的地位，因此就有号称“三界寺优婆夷”的一些贵族妇女在这里活动，所以三界寺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名气与财产同样富有的寺院。
　　女子出嫁不易，嫁得好人家更不易[8]。在一位张姓女子嫁给马姓男子之后，她也像其他的妇女一样，出资作“功德”以佑其婚后生活的平安[9]，并于三界寺受居士戒，成为一名“三界寺大乘顿悟优婆夷”。这位虔诚的居士女与其夫生有一子，起名马千进，此子十分争气，在曹氏政权时期，得到重用，至少于天福年间（936－947），曹元深执政时，马千进供职于曹氏政权。虽然这位曹元深命运不济，是个短命的大王，只任王位五年就病死了，但这不会影响马千进的生活，因此他出任了“节度押卫知副后槽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 按唐制“太子宾客”就是三品官员，我们似乎也可以想象，这个马千进也是三界寺寺学培养出来的，而他担任的官职是一个位高的闲职，于是无所事事的马千进可能将一部分精力与财力用于赞助寺院的修造上，与那个时代的所有贵族男子一样，马千进赞助寺院修功德也不是因为有多深的信仰，主要是为了显耀门庭，夸示自己，同时，他可能也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在早于他18年（后唐同光三年，即925年）的曹氏时代，大文豪翟奉达于敦煌石窟中创立了“文殊新样”之后，这种“新样”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使马千进受到诱惑[10]，马千进也在考虑他的“创新”，虽然其所任是个闲职，但也是处世无忧的高官，因此对于他来说是值得夸耀的。当时的敦煌，一年至少有两次大型的宗教活动，一是春季正月十五的燃灯节，二是秋季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11]。就在943年秋季法会的前夕，马千进想到了以纪念母亲为缘由来夸示自己的机会[12]，于是他决定到画坊去找一位画艺极好的“良工”替他完成这个心愿，而请人绘制“功德”是宗教活动十分普遍的现象（参见中插图1、2、3、4）。
　　由于敦煌地区供佛活动兴盛，在当时这里已有画院，画工等级区分明确，“良工”极多，制作的作品也是丰富多样，社会的需求，使得工匠制作“功德”的效率也极高。通过敦煌文献中遗留下的大量画稿（粉本），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画工有许多的“粉本”，好的粉本可能源自京城的名手，出资的赞助人如果选中某个画样，画工将之于窟壁上一拓，就可以直接绘制[13]；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窟壁上事先画好当时时尚流行的题材，如观音与地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相等，而将下方赞助人的位置预留出来，赞助人出资后，再填补上赞助人的画像即可。和壁画的方式一样，独幅悬挂的“功德”也是如此[14]，不同的是这种画通常只是在举行法会活动时，张挂于窟内或寺内的特定位置上，法会结束后，由寺院僧人收好，以备下次再用[15]。于是有钱又有闲的太子宾客马千进开始自己设计一幅新样功德，以标榜其地位身份和一个有这种身份的人对母亲的孝道。于是马千进在走进画坊的那一刻，便想好要找一个高手，将其想好的“新样”表现出来。马千进如愿以偿地找到了一位“良工”，他对他说，要一尊主神是千手观音的画样，这是当时十分流行的神像，自然有预先画好了的十分精致的半成品，但马千进画的不是父母两位大人，而是只有母亲阿张的“功德”，因此无法构成对称关系，因而需要再补充一个形象与之形成构图上的对称。而当时常见的作法就是补充地藏或引路菩萨（参见法国吉美博物馆藏藏经洞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绢画，主尊为地藏菩萨，左下为引路菩萨与亡人对称；所藏另一幅主尊是千手观音，右下为地藏菩萨与亡人对称；亡人的安排似乎有男左女右的规律）。但马千进没有选画地藏或引路菩萨这种流行的图像与其母亲的画像互应，而是提出要用晚唐京城名手周昉新创而于五代时流传广泛以至边地敦煌处处可见的“水月观音”来补充这个位置。于是一幅“新样”“功德”出现了，即两种样式的观音同绘于一幅“功德”上，马千进自称其所创为“新样”，自然认为他的想法十分不俗[16]（参见中插图5）。这样一个构图，马千进是从审美的角度还是从佛学的角度作出的决定，我们无法知晓[17]，但从他的发愿文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这是个十分新颖且会产生巨大功德的设计，因此他自己得意地称其为“新图”，并将这种设计的缘由和可能达到的效果书写在黄地衬托的墨书发愿文中，共有十行，文字如下：
　　1.窃以求珍宝者需投沧海要来世之胜因者需种福田厥
　　2.有清信弟子节度押卫知副后槽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
　　3.马千进儒襟舜海煦影尧曦睹垂露以驰心想悬针而驿虑
　　4.是以修诸故事创此新图憎恶业远戒他门爱善缘近逼自户
　　5.时遇初秋白月团圆忆恋慈亲难觌灵迹遂召良工
　　6.乃邈真影之间敬画大悲观世音菩萨一躯并侍从又画
　　7.水月观音一躯二铺观音救民护国济拔沉沦愿罪弃之倦
　　8.流亦迹福祉之覆体遂使往来瞻礼莫不倾心愿悟迷途暗
　　9.增殊佑庆赞将毕福资三世不值泥黎缘及有情同超觉
　　10.路于时天福八年岁次癸卯七月十三日题纪[18]
　　画面左下是其母阿张[19]像，人物着白衣，戴白色头饰，右手持长柄香炉（这是当时画工表现供养人时最为流行的姿态），左手拂香烟，面颊涂红（五代时期流行的画法），盘坐于壶门方榻上，身后有修竹并侍立一双手捧包裹的女婢。绿地墨书榜题两行，左读为“亡妣三界寺大乘顿悟优[婆]姨阿张一心供养”。画面右下，与之相对的是水月观音，半跏坐于普陀山岩上，左脚踏莲，右手持杨枝，左手持净瓶，身后有圆光与修竹。黄地墨书榜题一行“水月观音菩萨”[20]。（参见中插图6）
　　当然，充满个人主义的马千进的“新图”自然无法与翟奉达有着政治意义的“新样”相提并论，因此，也就不会象翟奉达的“新样”那样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至成为别人描摹的样本[21]，而那位精心描绘此样的“良工”也没有留下姓氏名称。一幅“新图”就这样产生，又这样无声息地过去了。
　　分　析
　　一部艺术史的写就，通常是以时代为经线，以画家生平及其代表作品为纬线，展开作者对艺术家及时代风格的评价。但如果想写一部敦煌艺术史，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两种，一是以时代为经线，以相关的绘画及雕塑为纬线，来探知当时流行的样式及题材；二是以时代为线索，以当时的政治为背景，通过地方政权的掌控者，如吐蕃占领时的时尚或归义军地方政权的政治需要来讲述敦煌绘画的成就。而成就艺术史最重要的画家，则消失在灿烂的作品之中，令我们无法看到。这些“良工”、“巧匠”隐身于势家大族或寺院之中，华丽的画面和瑰丽的词藻中只有赞助人的身影和名字，敦煌文书中仅存的良工名字：董文亥[22]、董保德[23]等，总共不出20几人[24]，对于敦煌艺术史来说，好似一个丢失了许多珠子的项链，无法再装扮艺术史这位贵妇。（参见中插图7、8、9、10、11、12、13、14）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绘画时，发现赞助人对于绘画题材与媒介的全盘控制，这一结论的得出几乎颠覆了西方中世纪艺术史的书写[25]，同样以这个视角来审视后来的艺术，如英国18世纪至19世纪以古代遗址为主题的风景水彩画的繁荣，也是由于富人对于意大利古典文化的向往，几乎没有节制地大量购买这种题材的作品促成的。所以通过赞助人的方法，笔者对敦煌文书及绘画题记等有限资料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发现敦煌艺术的发生发展情况，与当时的赞助人（功德主、出资人）密切相关，而画工在其中只扮演着可怜的角色：一个不需要头脑的手艺匠人。
　　中世纪的中国宗教艺术上演着类似15世纪意大利艺术创作相同的一幕，达官显要控制着当时的佛教绘画创作。本文前部通篇描述了一位宗教画的出资人“太子宾客马千进”为了在秋季法会上，显耀一下自己的身份地位从而创造设计了一幅以纪念其母阿张为名的“新图”。笔者浓墨重彩描述这个故事的意图，是在于通过以马千进这样的宗教绘画赞助人为典型，来揭示幕后我们不知其姓名的那位绘制“新图”的“良工”，在创作时（包括当时的壁画与绢画）如何受控于赞助人，即使一个“良工”对于题材与画面的构成也几乎没有多少控制与干涉的权力。
　　敦煌壁画的制作，从现存壁画及相关绢本与纸本绘画，可以推测，当时的诸多“功德”是一种预制作品，地位低下的画工，附属于相关寺院或官宦之家。不同于一般的世俗绘画，如人物、花鸟、山水画等，宗教绘画通常会有好的粉本流通在画工中间，如五代时的王殷，是个擅长画游春仕女和职供的画家，但他的粉本只限于佛像[26]。留存样本的现象还见于别的画家当中[27]。但绘画中供养人的画像，则是临时补充上的。（参见中插图15、16、17）早期敦煌绘画中的供养人像体量极小，后来逐渐变大，位置逐渐显要。但这种现象，即赞助人像（功德主）的由小变大，甚至超过佛菩萨的尺寸，从构成组合到画面题记的长篇大论，不是画工的意图，完全是赞助者个人欲望不断膨胀的结果，正是他们不断地要求画工这样或那样才得到最后我们看到的样子。因此，赞助人像的不断变大、榜题内容的不断丰富，以至变成炫耀身份的个人“简历”，可以说是赞助人干涉的结果。一位画工对于“功德”在构成与题材上，除了流行的样式外，几乎没有办法控制，即使是一个手艺高超的“良工”，也几乎无法表现他的创作意图。因此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流行的宗教画“创新”，反映的是赞助人的个人欲求。敦煌220窟的“新样文殊”和17775号画的“观音新图”两个典型图例，可以说明，宗教绘画新样的产生主要源于出资人。本文讨论的出资人马千进正是在敦煌行政相对独立、官员心理无限膨胀的条件下，表现为一个喜欢出风头，或者说喜欢创新的人。在他挑选了一幅主尊为千手大悲观音像之后，自己设计了一个下面有水月观音与其母阿张像相对称的“功德”画，并得意地称其为“新图”，认为两尊观音这样一种组合的“功德”，可以“救民护国”。 通过马千进的“功德”，可以看出，一幅宗教画的产生，影响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流行信仰的力量，一是出资人的要求，敦煌还存有大量的瑞像图应该也是这种需求的结果。（参见中插图18、19、20、21）
　　从文物遗迹存留的情况看，五代宋流行的造像组合通常是观音与地藏[28]，而同时代周昉所创的水月观音多流行独供。因此马千进这一新图，确实是他自己费尽心思的设计，这样的选择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马认为其母阿张不会堕入地狱，故无需地藏菩萨的救度，因为阿张在世时就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正如榜题所记她是一位“大乘顿悟优婆姨”，另一个原因是水月观音的流行，这位体现空性与智慧的菩萨正符合其母“大乘顿悟”的愿望[29]。另外敦煌地区绘画（包括壁画与绢画）这两幅标榜为“新”样（或新图）的作品，都出现在五代曹氏政权时期。曹氏政权是窃取张氏而得，可以想见曹氏是一个不甘墨守陈规的家族，他们对于佛教的信仰有多深，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可以利用佛教这个有力的武器来说话，来炫耀他们的能力。正如他们模仿晚唐张议潮出行的画面，而作的曹议金夫妇出行图（参见莫高窟第100窟），画面更加热闹，人物众多，衣饰华丽，十分隆盛。这里已看不出多少佛教的虔恭，更多的是一种世俗成就的喧染。
　　暂时的结论
　　通过吉美博物馆藏17775号画中题记所涉及的内容，笔者尝试以赞助人（出资人）对敦煌绘画在题材与布局上的控制，来讨论一个“良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创作的题材与画面结构上发挥自己的思想。
　　从画面的构成方式上看，即上面为中心，画主供佛（或菩萨），下面有左右对称的供养人像，或供养人与地藏菩萨或引路菩萨对称的图样确有发现，但此种组合，即千手观音为主供神，下面是供养人与水月观音组成的对称画面确实少见，在查阅了敦煌壁画及出土的绢画后，笔者也没有发现类似的组合。因此赞助人马千进所说“创此新图”确为不谬。也就是说，“此新图”是赞助人马千进的设计，原因是他认为这两尊观音可以“救民护国济拔沉沦”。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义

一、明宗旨
　　将释此经，先简单谈谈此经的宗旨大义。此经既名为“般若经”，当然是说明般若教义的。般若的教义是什么？就是诸法实相。实相般若，观照般若，也就是世间、人生的真理实相。怎样才能体证这种真理实相？此经文简，只提原理，未广宣说。今依大经、广论略加说明。佛教认为，世间、人生无不是因缘和合而有。这因缘和合的道理就是缘起法则。换句话说，即一切事物无不由各种因素条件结合而有。因为形成每一事物的条件不同，就表现为各种性质不同的事物；各种因素或条件变化了，所形成的事物也就随之变化。所以，离开因素条件，就没有自生的孤立的永恒不变的事物的实体，事物没有这种独存不变的实体，就叫作“性空”。《摩诃般若·道树品》说：“诸法因缘和合生，法中无自性，若无自性，是名无法。”《常啼品》说：“诸缘合故有，诸缘离故灭。”《中观论》说：“众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即是此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由此可见，佛教说空，是根据事物缘起法则说明的，不是抹煞缘起事物的现实存在，而是说缘起的事物没有实在的体性名为空，并以此“空性”为诸法实相。怎样才能证悟这种真理实相呢？那就要有照见诸法性空的空慧。有了这种空慧，就可以通达证得诸法实相。证得诸法实相，便可了脱生死得大自在。诸佛菩萨是过来人，是得大解脱者；我们若能深心信解，依教修行，将来也同样能够了脱众苦，得大解脱。所以此经是以说明万有人生的真相，成就甚深无漏观照般若为宗旨的。
　　二、解经题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般若”是古印度梵语，译成汉文叫“慧”，也称“智慧”。这种智慧不是一般的世智辩聪，而是指能见诸法空相的清净智慧，具有特定的意义。为了表示与一般聪明智慧不同，翻译家大多保存梵音。历来讲三种般若：一、实相般若，实相是万有人生的真如实相，是空慧般若所缘的境，观照的对象，所以名实相般若。二、观照般若，是般若智慧的本身，因为能观察观照客观事物的真实体性，所以名为观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就是说明前两种般若的语言文字，即指佛说的般若经卷。这三种般若的关系，由学习文字般若，启发众生的观照般若，由观照般若亲证实相般若。也可以说：由理解实相般若而发生观照般若，由观照般若为教化众生演说文字般若。这三种般若，相互关联，缺一不可。般若的特点主要在能亲证诸法空性，即《心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和“诸法空相”。有了这种般若才能彻见法性、断除烦恼、证大菩提。这是菩萨趣向佛果的无漏智慧。
　　“波罗蜜多”译为“到彼岸”，也简翻为“度”。什么是彼岸？就是常乐涅槃。大意是说：三界众生都在六道轮回里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此名生死苦海；要背离这种苦海就必需有般若智慧作指导，修行六度万行，才能达到佛地常乐涅槃，名为彼岸。“涅槃”译为“寂灭”、“解脱”，以出离生死苦海，达到涅槃彼岸，叫“波罗蜜多”。此语又译为“度”，其意思是一样的，犹如渡水，乘般若船，过生死海，到涅槃岸，故称为“度”。
　　“经”之一字训法训常，诸佛的言教，前贤后圣莫之能改，故称为常；是佛弟子修行办道的轨范，故名为法。又“经”是路径的意思，是修行成道者必由之径，所以叫经。为什么叫“心经”？此经虽短，所谈的内容却是诸部般若的“中心”思想，是大“般若经”的“心要”，是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三、释经文
　　今释此经，就文总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略说般若，第二广解般若。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这两句经文就是略说般若。
　　“观自在菩萨”是一位大菩萨的名字，就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观音菩萨”或称“观世音菩萨”。梵语“菩提萨埵”，简去“提”、“埵”二字，称为“菩萨”。意思是觉悟的人，有大道心的人。菩萨有很多，例如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等。观世音菩萨悲心最大，寻声救苦，普度一切众生，是一位有名的大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是修行，作事和静坐思维都可说是修行。“深般若”是对浅而言，凡夫无明障覆，慧力微薄；声闻只证人空，不悟法空；初发心下位菩萨观力薄弱，都是浅小智慧，不能叫“深般若”，只有地上高位菩萨，久远以来常值诸佛，多劫修行，亲证我法二空，才能称为“深般若”。怎样修行呢？就是照见到“五蕴皆空”。五蕴是：色、受、想、行、识五类事物。简单地说：“色”包括一切认识的对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的、是心法。“蕴”是积聚的意思，这五类法聚集在一起而形成有情(主要指人类)世间，所以叫作“五蕴”。修习般若就是依据经教用思维观察的慧力(般若)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切实体会或亲证万事万物的自性本空。若能“照见五蕴皆空”，就能不被诸多烦恼所缠扰，不为一切事物所累赘，从而达到度脱一切痛苦厄难的境界，所以叫“度一切苦厄”。“苦厄”指生死烦恼。
　　释迦世尊在灵山会上说法，当时有位大弟子名叫舍利子，向观自在菩萨请问般若法门。这两句经文就是观音菩萨以亲身的悟境回答舍利子的问话。又有一种解释，所谓“观自在菩萨”，不是专指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固然能自在无碍地“照见五蕴皆空”；一切高位菩萨的功德智慧都无限量，观空、照有都是自在无碍的，都可以称为“观自在菩萨”。这些大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都能“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不限定专指哪一位菩萨。
　　以下是广解般若，分为四段：第一约遣执修因门说明般若，第二从“以无所得故”下，就修成证果门以说般若，第三“故知般若”下赞叹般若殊胜功用，第四“故说般若”下以总持门密说般若。第一先约遣执修因门以明般若，又有二义：一明所观的诸法是空，二明能观的智解亦空。先就所执诸法明空。法门无量，今且就五门破众生的执着。五门是：一、五蕴，二、十二处，三、十八界，四、十二因缘，五、四谛。这五门皆破人法实有，说明人法皆空。今先就五蕴门明空。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舍利子是佛的一位大弟子，智慧第一。为了说明般若的道理，观自在菩萨告诉他说：人们所见的有形的“色”与无所有的“空”，没有什么不同；无所有的“空”与有形的色，也没有什么不同。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空是不二的。经文的大意是这样，但不容易理解。色空不二，或者说空有不二的道理，是根据缘起性空的教义说明的。前面说过事物是由众缘生起的，所以没有自己独立实在的体性；没有独立实在的体性，就叫空；虽然自性是空，又不妨碍缘起的有。因此说：事物由缘生起，所以自性是空；因自性是空，才能由缘生起；缘起和性空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空和有是统一的，是无碍的，是不二的，所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举一所房子为例，房屋是缘起的，所以房屋是没有实体的。房屋是由砖、瓦、木、石、人工等众缘(条件)和合而成的，离开这些条件就没有房屋的实体。这些条件形成房屋时，砖还是砖，瓦还是瓦，无论哪一种条件的本身都不就是房屋。所谓的房屋是假借这些条件而有的形相，这叫“依他起”的假有相，而没有房屋自己固有独立的实体。所以，虽说有房屋，但又无房屋的实体。没有实体，所说的房屋只能是假名，是空。这样，虽说是缘起有而体性是空，所以说“色即是空”；虽说体性是空，而众缘和合的房屋历然在目，不否定这种现实，所以说“空即是色”。五蕴中的色法既是如此，其余受、想、行、识四蕴也是这样。例如说：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三蕴都可这样说，所以经文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能这样观察悟入就叫“照见五蕴皆空”，就叫“般若波罗蜜多”。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观自在菩萨又对舍利子说：这五蕴皆空的“空相”是不生不灭乃至不增不减的。这里要解释一下，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缘起的，同时又是迁流不息的，时刻都处在生灭变化之中，只有事物本有的空性——“空相”才是永恒不变的。这里的“空相”可引伸为“真空实相”，说明“空”是一切事物的真实相。有时也叫作“真如”、“法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实相般若。不生不灭等六不都是说明这种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这种空理不像世间事物那样有始生终灭，故说不生不灭；不可被染污或涤净，故说不垢不净；谁也无法增加或减少它的份量，故说不增不减。释迦牟尼也只是觉悟发现这种真理，而不是创造这种真理。《摩诃般若·净佛国品》说：“有佛无佛，是诸法法相常住。”意思是说，有佛出世或无佛出世，诸法实相之理，都是永远如此、永恒存在的。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这是总结五蕴皆空。就五蕴明空，原有三意：一是说明五蕴皆空的道理，即“色不异空”等；二指出五蕴皆空的“空相”，即“是诸法空相”等；今是第三总结五蕴皆空，顺势类推以下诸法皆空。五蕴既皆空无实体，十二处、十八界等也是这样。经文说：“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是说在照见空性中不见五蕴等法差别假立之相，而不是否定缘起假名的五蕴之法。
　　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前面说五蕴空，这是顺势类推十二处也空。这里眼、耳、鼻、舌、身、意，是众生的内六根；色、声、香、味、触、法，是外界的外六尘，合起来名为十二处。此十二处一一皆能为自识生长之所，故称为“处”，如说眼处、耳处，乃至法尘处。句初贯一“无”字，表明十二处都是空。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这是类推十八界空。十八界是六根、六尘和六识。详列应是无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这是六根界；色界、声界、香界、味界、触界、法界，这是六尘界；眼识界、耳识界、鼻识界、舌识界、身识界、意识界，这是六识界。经文只用九个字概括，举第一眼界和最后的意识界，这是翻译上的简略善巧。界有多义，见《大毗婆沙论》卷七一至七三，此处可不释，以免挂一漏万。
　　以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通常称为三科。概括了世间诸法，但总不出色、心两种，因为开合不同，故成蕴、处、界三科。五蕴是合色为一，开心为四——受、想、行、识；十二处合心为一个半，即意处及法处一分，开色为十个半，即前五根和前五尘及法处一半；十八界是色心俱开。这三科法门之所以开合不同，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故说教不同。佛为迷心重者故说五蕴；为迷色重者说十二处；为迷色心俱重者说十八界。虽有三科，初学的人，随其根性修悟一种，其余皆通。今以般若真慧观察，此三科法皆无自性。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这是类推十二因缘空。十二因缘也叫十二缘起，又叫十二有支。有顺逆二门，顺观叫流转门，逆观名还灭门。现在先解释流转门。流转门说明众生轮回生死的情况。十二有支：一、无明，二、行，三、识，四、名色，五、六人，六、触，七、受，八、爱，九、取，十、有，十一、生，十二、老死。这十二支轮转不休，无始无终，是一切众生涉历二界、轮回六道的原因。“无明”是没有智慧之明，是一种颠倒心；由此痴暗颠倒心产生的行为叫“行”，“行”是造作义，即造作善恶业因；造业就要受报，受报就有投胎的染污业识，名为“识”；入胎初期，胎儿尚未成形，叫作“名色”；胎儿逐渐长成，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名为“六入”；十月期满，出生世间，与外界接触，名为“触”；渐长成童，领略周围环境，名为“受”；长大成人于所受境有所爱着，名为“爱”；爱莫能舍，设法谋取，名为“取”；取时不择手段，又造新业，名为“有”；既有了业，还得随业受生，名为“生”；既生之后，终归老死，是为“老死”。“老死”之前，又造新业，死后还要受生。如是生了死，死了生，生死轮转永无尽期。这叫十二因缘生死流转门。此十二支皆是前者为因，为后者作缘，如说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等，也就是“无明”给“行”作条件，“识”给“名色”作条件，乃至“生”给“老死”作条件，所以又叫十二缘起。此十二有支包含三世因果：“无明”、“行”二支是前世因；“识”、“名色”、“六入”、“触”、“受”五支是今世所受的果报；“爱”、“取”、“有”三支是今生所造的因；“生”、“老死”二支是来世的果。轮回三世的因果规律由此说明。
　　再说十二有支的还灭门。根据佛教教义，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是无明烦恼，所以要修学般若，以断除烦恼和无明。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如是乃至生灭则老死灭。这就是修戒定慧、灭贪瞋痴、证还灭门的基本教义。今以般若观照一切皆空，空中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即是十二因缘流转、还灭二门皆空。
　　无苦、集、灭、道。
　　类推四谛空。苦、集、灭、道名为四谛。谛是真实的意思，共有四种故名四谛。“苦”即指三界六道生死苦果，此苦不虚故名苦谛；“集”是苦因，积集善恶业，此集真实能感苦乐果，故名集谛。苦、集二谛是世间因果。“灭”是灭除世间业因苦果所得到的寂静安乐，是修行人希求的目的，即超世的解脱，此是真实故称灭谛。“道”谓方法、道路，即八正道、三解脱门等，以修此道为因，能得解脱灭果，称为道谛。灭、道二谛是出世间因果。总四谛为世出世间两重因果，与十二因缘一样，都是佛教的基本教义。初学佛者要首先学此，但不要执着成病。今以大乘正观观察，此四谛法也空无自性。故言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
　　以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谛、十二因缘皆空，是所观的境空，今此一句明能观的智解亦空。所观的法空，能观的智空，内外能所皆空，此空亦空，最后归无所得，故云“无智亦无得”。这种无漏实智虽见诸法而不被诸法现象迷惑，能透过事物的假相而照见法性本空，这不仅能“度一切苦厄”，更积极的意义是能成就三乘圣果，得到超世(出世)的解脱，这就是般若的功用。
　　以上第一段遣执修因门已完，下面约修成证果门说般若。又分为二：先说菩萨证涅槃，次明诸佛成菩提。
　　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此明菩萨因依般若证得涅槃。“以无所得故”一句是承上起下，说明菩萨因修习无所得般若而得到“心无挂碍”。怎样依般若就能得到“心无挂碍”呢？以修无所得空观故，外不为诸相所碍，内不因有心存念，离念无住，能所双忘，物不能累，故能“心无挂碍”。又心无挂碍是自在解脱的意思，若能照见万法皆空，不为事物所累，就是自在解脱。若能得到自在解脱，自然也就没有三界生死的恐怖，故言“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恒常处在般若正智之中，自然就没有不正确的观念，故言“远离颠倒梦想”。一切生死业障烦恼无明断尽无遗，就是“究竟涅槃”。“涅槃”翻为“圆寂”，德无不圆，惑无不尽，故名“圆寂”。又名“无为”、“解脱”、“寂灭”等。这是佛乘涅槃，是圆满自在解脱的境界，具有常、乐、我、净四德，不同于声闻偏空滞寂的涅槃。这是佛教徒追求的最终目的。
　　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次明诸佛依般若成菩提。三世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大乘佛教说：过去有佛出世，将来有佛出世，现在十方世界都有佛出世教化众生。三世诸佛所以得成佛道，皆因学修般若而得。《华严经》说：“法王唯一法，一切无畏人，一道出生死。”这一道在《华严经》叫“法界”，《法华经》叫“一乘”，《般若经》叫“法性”或叫“般若”。《智度论》云：“般若是一法，佛说种种名，随诸众生力，为之立异字。”一切诸佛菩萨无不依般若教法成就无上菩提。《金刚般若经》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所以般若称为佛母。阿耨多罗是梵语，汉文译作“无上”，三藐三菩提翻为“正等正觉”。简而言之，就是无上觉(佛)道，亦名一切智智或一切种智。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广解般若四段，以上两段已完，此是第三赞扬般若殊胜功用。经中用四种咒赞叹般若。“咒”原名“曼怛罗”，后译为“真言”，久持能灭罪生善，有不可思议功能，今用此比拟般若。般若能灭四魔，故名“是大神咒”；能除三障，故名“是大明咒”；能显发至理，故名“是无上咒”；佛为众圣中尊，名为无等，而般若能生诸佛，为诸佛母，故般若是“无等等咒”。这四句咒前二破恶，后二句生善。这是般若的殊胜大用，总摄一切功德。“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二句，是说明称赞般若的原因。意思是说，般若能消灭一切烦恼业报无明诸障，能成就菩提涅槃两种极果，真实不虚，希有难得，所以被称赞为“是大神咒、是大明咒”等。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此是第四段重结前经，密说般若。以密咒的形式说般若，即是总持般若。咒是佛菩萨的真言密语，不是世间常词，故一向不翻，至心诵持，便能灭罪生福。今此般若心咒，为诸佛母，诵持即蒙十方诸佛护念，灭障生慧，增长善根，速成正觉。不必求其理解。
　　*作者所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系唐玄奘译本。此经在玄奘前后还有多种译本：1.姚秦鸠摩罗什译，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大明咒经》；2.唐义净译，名《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3.唐摩竭陀国三藏法月译，题《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4.唐罽宾三藏般若共利言译，5.唐智慧轮译，6.唐吐番国师法成译，7.唐梵对字译本，经题均与玄奘译本同；8.宋施护译，题《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此外，久已失传的唐不空三藏和契丹慈贤所译《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二种，近年也在房山石经中发现。现存汉文同本异译的《心经》(包括用汉字翻音的三种梵本)共有十一种之多。　——编者
 

孔望山佛教造像的内容及其背景

石窟寺艺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根据史籍的记载和对古文化遗迹的研究，一向以为这种起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产生的时代要到公元三世纪以后，而这个时期开凿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的塑像又早已湮灭。因此，人们以为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的敦煌莫高窟就算是我国石窟寺艺术中最古老的“母窟”了，其它石窟，无论是大同的云冈还是洛阳的龙门，都被认为是敦煌的“子窟”。
　　中国在东汉时期有无佛教图像出现，是中外学术界长期探讨的一个问题。已发现的汉代佛教图像有：1.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2.山东沂南画像石墓；3.四川彭山出土的菩提树(原误作“钱树”)陶座；4.新疆民丰出土蜡缬绵布上的菩萨像；5.四川乐山麻壕和柿子湾崖墓……但由于这些材料比较零星，要系统说明当时佛教艺术的情况还嫌证据不足，而孔望山佛教造像群的发现，则充分说明我国的佛教艺术在东汉时期已经产生。
　　孔望山属连云港云台山脉，去古海州城东五里，相传因孔夫子来此望海而得名。山上的摩崖造像，是就山石的自然形势而镌成浅浮雕画面，东西长15.6米，高9.7米，有一百余尊大小不一、姿态各异的佛陀及其弟子的形象。最大的高1.54米，最小的仅10厘米。除了佛教造像之外，还有道教及世俗造像多种。在属于佛教题材的造像之中，以三尊立佛像较为突出。x3，高1.1米，穿圆领长袍，头作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正面而立。双足外撇，与云冈石窟中大佛像的足势一致，只是造型手法要粗糙古拙些。长袍的左下摆，有一表示被扯起的线条，可见左手握住衣襟。x59，高0.73米，雕于山石的侧面，向东而立。头上作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头部有背光。除手印、头饰外，其姿势、服饰类似沂南画像石墓中室擎天柱南面画像中的立佛。x67，高0.78米，头作高肉髻，有背光。身穿圆领长袍，双足亦外撇，与x3一致。
　　坐佛像：x72，高0.57米，头作高肉髻，穿圆领长袍，结跏趺坐，右手亦作施无畏印，与四川乐山麻濠享堂的坐佛相类似，只是有高肉髻，而无顶光，头饰与四川彭山出土陶座上的坐佛接近。
　　孔望山造像中有三个侧卧的人像。最东侧的一个，身高1.45米，赤膊着短裙。乳部肋条用线刻表现，显得瘦骨嶙峋。头西足东，右臂枕于头下，面左而卧。腹部上方雕有一虎头，好像要咬人的样子。左腿弯曲，迭在右腿之上，显得悠闲自在，视死如归。这就是佛本生故事中“舍身饲虎”的场面。
　　尤为精彩的是一组涅槃变图。这组在两块壁立的断崖上镌刻的近五十个人像群，不但人物众多，所处的位置也较突出。造刻者在断崖下一块肉红色的石头上用高浮雕的手法镌成已入涅槃的佛陀，只见他仰身而卧(敦煌千佛洞第135窟的涅槃变亦作此式——编者)，头上作高肉髻。在佛陀身的左侧，刻有四十多个头像、半身像(这种画面的布局和云冈石窟50窟中的“涅槃变图”相同)，头脸各异、冠式不一、神情凄楚。
　　孔望山造像中还有供养人以及护法力士的像。x61，高0.99米，西向立，着锐顶单翘冠，右手持一莲花，神态虔诚而恭顺。莲花是佛教艺术中常见的题材。x61显然是向佛献花的供养人。x89，高0.88米，身着帛带，两腿下蹲而立，其姿势、神情和后来佛教造像中的力士像基本一致。
　　孔望山佛教造像运用我国汉画像石的传统技法反映外来的佛教题材，似天工巧凿、浑然一体。既具备古朴奔放的汉画风度，又体现完整连贯的佛教内容，说明当时的佛教艺术已达到相当水平。尤为难得的是，这些佛教造像，都是位于陡峭峻拔、高低参差的山崖之上，人们要在这种自然的山势上作业是要克服很多困难的。无怪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在参观拓片时赞叹说：“这些佛像的刻成和被发现，真是功德无量！”
　　在遥距西域、长安、洛阳且一向以为“丝绸之路”通达不到的东海边上的孔望山，为什么会出现我国最早的东汉时期的佛教造像？笔者以为除了分析史籍所载的背景以及佛教文物分布的地域之外，有必要研究一下与佛教传播息息相关的当时中外交通的情况。
　　在汉代的中外交通路线中，全长七千多公里的“丝绸之路”是人所共知的。然而，这条路线的主要线路是由长安西向自敦煌分南北两路，汇合于阿蛮、抵达地中海的东岸。当时我国东部的交通情况，传统的“丝绸之路”并没有反映出来。这其中有两条陆路交通线值得注意：
　　一、由长安经洛阳、安阳、北京(蓟)、辽阳(辽东)，直到平壤(乐浪)(据《史记·朝鲜列传》及《括地志》)，说明丝绸之路的东端并非到洛阳为止；
　　二、由长安经洛阳、湖北江陵(南部)、长沙、广州(南海)、梧州(广信)、贵县(郁林)，直到河内(交趾)(据《史记·南越列传》)。值得注意的正是这条由洛阳通达越南的陆上交通线。从这条路的南端一越南的日南——有一条海上交通线可达早期的佛教盛地缅甸、印度、斯里兰卡；从这条路的北端——洛阳，经过徐州，有一条自古以来的大道可达今天的连云港。
　　我们今天所引为东西交通主要干线的陇海铁路实际上是“根据历史上的交通大道建设起来的”(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一般的史籍认为，徐州交通的兴起，是因为“铜出余(徐州)”。东汉的徐州管辖五个郡国，彭城国为其中之一，即今之徐州，东北有铜山资源，正是开拓交通的基础。我们看到辽阳出土的铜镜上有“吾作大竟(镜)真是好，同(铜)出余(徐)州清且明兮”的铭文，即可了解徐州铜产品的销路之广。
　　然而，徐州的这一条东西交通干线并非从东汉时期开始才有，实际上是在秦始皇东巡时就有了。据《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就到了今天连云港的朐山(即今锦屏山，孔望山为其山头之一)附近，并在“朐界”立石阙，是为秦东门阙，作为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朝的东门。
　　秦始皇不仅在这里立阙，而且还在这里树碑。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海郡……赣榆本属琅琊，建初五年(80)复。”其注引《晋书·地道记》所载：“海中去岸百五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二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也。”这是说秦始皇碑在汉代的赣榆县海边。汉代的赣榆，根据在海州东海县作官的宋代科学家沈括的考证：“今之东海，乃汉之赣榆”。宋代的东海县就在云台山上，则汉赣榆县也在云台山，和孔望山隔海相望。《晋书·地道记》为晋人王隐所撰，去汉时很近，所记应是可靠的。
　　秦始皇“东游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曾经以为“成山斗人海，最居齐东北隅”(《史记·封禅书》)，他虽然把成山斗(在今山东荣城县)看作是最东边的地方，然而却不愿意把这里作为秦东门，仍要在朐界立石以为秦东门。之所以如此，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军事战略、经济开发和政治统辖等方面考虑，朐县与中原咸阳之间有大道交通的便利，这条大道比丝绸之路的开辟还要早七十多年。如果要考究秦始皇向东开辟这条道路时是否还有更早的交通基础，我以为还可以上溯到尧帝命羲仲到古代连云港地区的云台山东磊祭日以及商、周伐夷等史实。
　　交通的便利使这里留下了丰富的宗教活动轶事和遗迹。据宋人乐史奉勅撰写的《太平寰宇记》所载：“植石庙在朐山县北四里，始皇立石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今门石犹存，倾倒为数段，在庙北百许步，今尚可识其文曰：‘汉桓帝永寿元年，东海相任恭修理此庙’。”这说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之前朐县已有庙宇。植石庙可能就是秦始皇东游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的遗迹，这是秦汉时期东海一带道术盛行以至佛教得以传播的重要因素。所以海州所属的《赣榆县志·山川》中也把秦始皇的东游与佛寺、造像联系起来：“秦山，并谓始皇筑，号曰神路，山前有碁子湾，湾有五色小石，磷磷斒斒，山后石像二人，箕踞相向，上有佛寺，……”这“箕踞相向”的人像极有可能是汉代的造像，而且说明“上有佛寺”。赣榆县的秦山距孔望山仅几十里，《海州志》记秦山“去峰四十里”。这也是汉代东海地区不可忽视的佛事祀祠遗迹。
　　综上所述，立阙、植石、建庙、修庙，这些政治和宗教祀祠活动，在秦汉时期的中国来说，都属“壮举”之列，没有相当的交便通利，是难以办到的。
　　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古代连云港地区与洛阳之间这条大道已经通达以后，汉代中国与佛教发源地有过哪些往来的重大事件；与此同时，还可以考察一下古代连云港地区及其附近又有哪些与佛教传播相关的史实和遗迹。
　　1.公元前140—前87年，中国海船航行到黄支国。《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在今缅甸东南海岸)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在今缅甸南海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蒲甘)；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在今印度东南海岸)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汉之驿使自此还矣”。这段海船的航程相当于从连云港到越南沿海航程的三倍，仅从航海技术上看，海上丝绸之路之说(洛阳——徐州——连云港——越南——缅甸——印度——斯里兰卡)是完全可能成立的。
　　这次海上航行之前，古代连云港地区已经有了秦始皇“东游海上，祠名山大川”、“立石东海上朐界”以及后来建“植石庙”的与宗教祀洞有关的史事。
　　2.公元前128年，汉使张骞到大月氏(今阿富汗)；公元前119年，张骞派副使到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境)。
　　3.据《三国志·魏书》引《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传入我国的最早的记载。
　　4.被封为楚(在今徐州)王的汉光武帝的儿子刘英“少时好游侠……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后汉书·楚王英传》)这位楚王招聚方士、沙门，祭神求福，使他成为我国正史记载中帝王家庭中最早接受佛教的人。汉明帝在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并将诏书宣示各王，大有在全国提倡佛教之意。
　　距离徐州很近的连云港地区，必然要受到楚王刘英这些佛事活动的影响。如果说“少时好游侠”的刘英是受到东海一带方士仙术、宗教祀祠环境的濡染才接受并倡导佛教，那也是很合情理的。
　　“浮屠”就是佛陀的古译。晋人袁宏的《后汉记》卷十说得很明白：“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为沙门。”显然，公元初年(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刘英所尚的浮屠之仁祠，就是事佛，它比桓帝(公元147—167年)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要早一百年之久。这是我们假定早期佛教有可能传播到东海之滨的一个重要线索。产生这种现象的因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存在着从东海边上海行经日南可达天竺的海上交通的路线。
　　5.公元148——169年，安息(伊朗)王子安世高来中国，在洛阳译佛经三十多部。这时候的连云港地区的祀祠、佛事活动已十分盛行：
　　①连云港宿城“有寺曰‘法起’，相传鹫峰石塔建自汉时；又据旧迹罗汉墓称：‘系西域康居国焚修人灭度于此’”(《法起寺碑记》)，这段碑文的记载是可靠的。据佛教史籍的记载，公元前270～260年的古代中印度阿育王时，为供养佛舍利，建造八万四千塔。三国时，吴大帝孙权因康居沙门康僧会感得舍利，遂在建业(今南京)造塔，号为建初寺，时在三国吴赤乌十年(247)。碑记中把西域康居国僧人在这里“灭度”和鹫峰石塔相联系，而且指明时间在汉，至少早于建初寺四十年。康僧会传教的路线显然是由徐海地区向南云游的。
　　康居国(今苏联撒马尔罕一带)与我国往来的历史很早，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使西域时就曾“分遣副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公元前32—前7年，西汉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在这些交往活动中，我们不能排除有康居国僧人进入中国的可能性。
　　既然汉代已有西域僧人在这一地区传法并于此灭度，这对考订孔望山佛教造像的时代是很有意义的。
　　②东汉时期有没有中国人甚至东海地区的人在这里出家修道呢？《隆庆海州志·仙释》中关于王远的记载很有参考价值：“王远，东海人，即方平，举孝廉，官至中散大夫，弃官入山修道(这里的“修道”不能单纯地看作是道教的名辞，汉晋时代对于佛教也通用)。既成，汉桓帝连徵不出，俾郡国逼载至京，闭口不语，题四百字于宫门，皆言方来事，削去复见。后还乡，居太守陈耽家四十余年。无恙，一日忽语曰：‘吾期远去。’耽知其化，具棺衾殓之，忽失其尸，衣冠不动若蝉蜕耳。”
　　王远的行事与早期以神异著称的高僧有很多类似之处。桓帝是一个信仰佛教的皇帝，他在宫中立“浮屠之祠”、“设华盖以祠浮屠”，无怪乎对王远这样的人要连徵“逼载至京”。收留王远寄居并最后在其家坐化的陈耽，也是东海人。其人“以忠正称，桓灵时，历位三司”(《海州志·人物志》)，是桓、灵帝时期一个很有权力的高官。我们假定王远是个佛教徒，陈耽能够供养他达四十年之久，其对佛教信仰之深是可以想见的。尤其是陈耽作为东海太守，又有王远住在家里，这使我们联想到他和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可能发生的关系。
　　6.安世高以汉桓帝建和二年至灵帝建宁中二十余年，译出三十余部经，吴末，行至扬州。这以后不久，有一位“累迁敦煌太守”的赵咨，字文楚，“复拜东海相”，赵咨到东海上任的路上，经过荥阳，曾经被赵咨在敦煌推荐作孝廉的敦煌令曹暠，“迎路谒候”，并“弃印缓，追至东海”(据《后汉书·赵咨传》)。这两位从丝绸之路来的地方官，不会不对佛教的传播起某种媒介作用。至于安世高等许多僧人的东游则更说明佛教在中国东部早已传播。
　　7.据《吴书·刘繇传》称：受徐州牧陶谦之命督责广陵(扬州)、彭城漕运的地方官笮融“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如此盛大的佛事在徐、扬及“旁郡”的兴起，没有早期传播的基础，显然达不到如此的规模。而且“以铜为人，黄金涂身”，正是佛教的造像。
　　处于我国最东方的连云港孔望山，镌有如此集中的佛教摩崖造像，这在过去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它却客观地存在着。通过史籍和佛教记载的综合分析，证以与佛教有关的文物遗迹，说明中国佛教的造像艺术在东汉时期已经出现。这批造像的发现，对于我国的佛教史、美术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