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教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早的学堂式佛教教育,产生于江苏佛教界。1906年文希和尚在扬州天宁寺创立普通僧学堂,招收僧青年入学;翌年,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学生。杨仁山居士提倡兴办新式的佛教教育,他在《支那佛教振兴策》和《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等文章中,一再强调办学的重要性,主张“莫若请政务处立一新章,令通国僧道之有财产者,以其半开设学堂”[5],或者“由各省择名胜大刹,开设释氏学堂,经费由庵观寺院田产提充,教习公同选举”[6]。其后的欧阳竟无继承了杨仁山的遗志,将佛教教育引向深入,支那内学院的创办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佛教教育取得的一个成功典范,因为他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佛教学者。
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一批僧人也在佛教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像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是当代中国佛教的著名学府,这里同样也培养出了一批有理想、有修持、有建树的僧人。正是有了这么一批佛教教育机构,才使中国当代的佛教教育与学术文化事业有了勃勃生机,佛教重新开始恢复了生气。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世俗院校,特别是大学系统在佛教教育方面的成绩不如佛教界明显,许多学者真正学习佛教知识,还是在佛教界办的佛学院里或者在像支那内学院之类的学府里得到的。
以上仅是一小部分各地办佛学院的情况,据说当时各地佛学院达数百所,加上民间或寺院办的以讲经形式为主的佛教培训班和居士学校,这个数目远要比想像的多得多,为中国佛教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虽然佛学院的办学热情高涨,成果不少,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引起了当时佛教界人士的讨论。如在中国佛教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都提出了办教育的议案,中国佛教会还拟办佛教研究所,上报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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