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钟琐语

我国寺院之钟，一般有大钟、殿钟和僧堂钟三种。其大钟系用来号令阖山之诸堂，即悬挂在钟楼内的钟。按照寺规，每日早晚及遇到法会时皆敲钟。《敕修百丈清规》法器章：“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即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因此，钟与鼓可算得上是佛教法器中的妹妹俩，因两者在寺院内所起的作用相似。
　　尝考钟的历史起源很早，它本是古代乐器名，据《世本》谓“倕作钟”。按倕也有写成“垂”的，他是远古黄帝时代(相当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著名的能工巧匠。同时《世本》还载：“无句作磬”，颜师占注《急就篇》说：“钟则以金，磬则以石，皆所用合乐也”。原来古人所说的金即铜，是钟悉用青铜制成(用铁制钟那是后来的事)。待佛教传入我国，钟与磬都成了寺庙中的法器，不过后者用铜铁制成，其形似钵，作法事念诵时鸣之，名为“圆磬”。至用石制成的，则形似云板，悬于方丈廊外，有客见住持，知客僧鸣三下，名之“扁磬”，是已与古制异。古时磬也称“乐石”(见《说文》)。
　　钟到周代时，制作技术已很高超，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格化，详见《周礼·考工记》凫氏条。西周中期开始有卜几个大小相次成组的钟出现，名之“编钟”。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中之编钟，计三层八组六十四钟，这是我国自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考古收获。另外也有大而单一的，其口缘平而加悬钮，名之“特钟”，也叫“镈”，在曾侯乙墓中同时出土一口，它的制作年代是楚惠王五十六年(周考王八年，公元前433年)。这种镈钟的形制，就是后来寺院大钟的前身，因为释氏之钟，其口皆圆而平，上皆有钮，自唐宋以来佛寺铜钟、铁钟之见于著录者，皆此类。
　　钟在我国古代是一种乐器，根据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我国从夏代(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开始，已经建立奴隶制国家，进入了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有一整套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以用来约束人民，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礼”字，春秋时政治家郑国的公孙侨(子产)曾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钟虽产生于黄帝时代，但真正的广为应用，那是在阶级社会盛行礼治期间，所谓制礼作乐的年代里。也称古富贵者，列鼎而食，食时每击钟，张衡赋：“击钟鼎食”；王勃文：“钟鸣鼎食之家”；和《晏子》的：“钟鼓成肆，干戚成舞”，均可证明。又《诗经》：“鼓钟于宫，声闻于外”；荀勗诗：“晣晣庭燎，喤喤鼓钟”，与韩愈诗：“撞钟吹螺闹宫庭”；从这些诗歌中可知不但富贵家以钟作号令，同时钟还同鼓一起进入了宫殿。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正式传华，翌年在洛阳西关外造白马寺，钟鼓等法器才于我国佛寺中出现。
　　但有一件事必须要弄清楚，就是法器虽随佛教传来，而我国寺钟的形制格局却与印度梵式之钟不尽相同，并且置钟的建筑物中国用楼、印度用台。这是因为法器和建筑系属宗教制度而非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长期不变的，而宗教制度却又可以因时、因地、因国情之不同异其制。这不仅佛教如此，即伊斯兰教、基督教也是这样。试以大钟为例，唐上都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引宣律师《住持感应记》述西域寺院之钟云：
　　祇洹戒律院内有铜钟，重三十万斤，四天王共造。欲集大千圣众，目连以通力击之，声震远闻。(钟)台高七十丈，钟形如吴地者，四面多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之像兼斗斛秤尺之形。目连所击，随事所表，声出告知，凡僧打者但声出而已。其戒场院内，复有大钟台高四百尺，上有金(按即铜)钟，重十万斤，形如杯器。上有千轮王像，亦有千子，各各具足。复有九龙、八功德水，种种诸相庄严。此之大钟劫初之时轮王所造，圣人受戒已得通者，击之声震三千。一切圣人闻皆证果，恶趣闻者得宿命通。祇洹别有论师院，有一铜钟，形如腰鼓，是乾闼婆王之所造也。上有梵王、帝释、魔王、四王、八部男子等像。神通罗汉击之，声震王千。
　　复有别院名修多罗院，有一石钟，形如吴样，如青碧玉，可受十斛，鼻上有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银隐起，东西两面有大宝珠陷在腹中，大如五升，八角分曜，状若花形。周匝作十方诸佛初成道像。
　　又阿难房前有一钟磬，可受五升。磬子四边悉黄金镂作过去佛教弟子，文鼻上以紫磨金为九龙形，背上立天人像，执椎击之声震三千。此磬梵天王造。
　　又据唐京师西明寺沙门释道宣(宣律师)所撰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戒坛立名显号第二》上说：
　　初祇洹戒坛北有钟台高四百尺，上有金钟重十万斤，庄严希有。下有九龙盘像，龙口吐八功德水，时欲受戒人至场坛所，龙便吐水灌顶，如转轮王升坛受位灌顶之相。钟台如须弥山形，在大池中，九龙出头构结盘住，诸梁柱等安龙头上并黄金作之，屋瓦用颇梨宝。若有受者登坛，诸龙即转口出香雨、香云覆洒坛上。池之四边砌以白玉，底布银沙，水色清净，甘如乳密。
　　至于祇洹精舍佛院内的钟台，《戒坛图经》上谓于七重塔的东面与塔西的经台遥相对立。
　　依照上引文献资料，可知印度寺院的大钟特点是：
　　一、每一院内均有，非如我国的寺院少者仅只一口。
　　二、置钟所在的建筑物采用钟台制，而非如我国的采用钟楼制。
　　三、钟台位于塔前与经台对立。而我国的钟楼则以鼓楼并峙，且一般多位于山门内、佛殿前。
　　四、钟台造在水池中，虽我国也一度采用，如南宋诗人陆游《安隐寺修钟楼疏》说：“金钟大镛，盖以声为佛事，雄楼杰阁，宛在水之巾央”(见《渭南文集》)。但实物今已不存。
　　五、除铜钟外，还有石钟，这在我国尚未见。且钟的雕铸艺术性很强，而我国的钟则较朴素，尤以古钟为甚，并多有铭刻可供历史查考。
　　谈到我国寺院之钟，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苏州寒山寺，因为唐代大诗人张继曾经写过题为《枫桥夜泊》的七言绝句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从那时起，寒山寺的钟就闻名中外了。其实依笔者意见，那口钟既已非唐时原物，历史价值并不太大，而那座钟楼的平面布局却值得注意。按寺钟悬楼制度，在我国大约始自六朝时代，苏州寒山寺创建于南朝梁时，原名妙利普明塔院，相传寒山、拾得二僧居此，故名。是建寺时已造钟楼，因为从钟楼发出的声音才能远闻。依照日本例，寺院钟楼最早造在讲堂(即禅寺的法堂)的后方东北角，它与西北角的“经藏”，遥遥相对。后来经藏又改在鼓楼，二楼位置逐渐推向前方(这与寺院五百罗汉殿从山门楼上而逐渐推向后方，恰巧相反)。日本佛寺制度初传自百济(今朝鲜)，后传自我国，我国古代寺院殆亦如此。由于二楼位置的改变，故现在所见的我国寺院钟楼和鼓楼大多已造在山门两侧，或山门与天王殿、山门与大殿之间，惟独寒山寺的钟楼自创建以来虽屡经明清二代重建，但原来楼址一直未变，犹在佛殿后的东北角，与一般寺院异。这也可说是我国寺院布局中的孤例吧。
　　张继诗中特别强调“钟声”，流风所及，许多日本朋友在每年的新岁来临时都要到寒山寺一听神往已久的钟声。按寺院打钟也有一定的规矩，《敕修百丈清规》法器章：“引杵宜缓，扬声欲长。凡三通，各三十六下，总一百八下。起止三下稍紧。”其所以要叩击一百零八声之数的原因有二说，一是陈元龙《格致镜原》引《绀珠》云：“凡撞钟一百八声以应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之数。”一是认为这样可以清醒一百零八烦恼之睡云，佛教上称之“百八钟”。后来此种遗风被东渡弘法的唐代大和上鉴真带到了日本，又成为日本民间流传的习俗。故有“闻钟声，烦恼清，智慧长，菩提生”之说。
　　钟声的大小清浊，取决于钟本身的体形、厚薄，刘熙《释名》：“钟，空也，内空受气多，故声大。”《考工记》凫氏为钟更进一步说：“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兴。有说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侈则柞，鉴则郁。”杜牧注：“钟之所尚者声，声之所出者形，薄厚侈弇者形也。清浊者声也，钟声之清浊乃出于钟形之薄厚侈弇。太厚则声石而不发，太薄则声播而多散，形侈其声迫柞而出疾，形弇声郁塞而不扬。”唐时寒山寺的钟声，能为停泊在枫桥边小舟上的人所听到，寺与桥相距有一里之遥，可知那口钟的形制是完全符合声学原理的。
　　寺钟顶部的兽钮名叫“蒲牢”也有一段传说。《后汉书·班固列传》：“发鲸鱼，铿华钟”，李贤注：“鲸鱼谓刻杵作鲸鱼形也，铿谓击之也，薛综注《西京赋》云，海中有大鱼名鲸，又有兽名蒲牢。蒲牢素畏鲸鱼，鲸鱼击蒲牢，蒲牢辄大鸣呼。凡钟欲令其声大者，故作蒲牢于其上撞。”又明李东阳《怀麓堂集》说：“蒲牢，平生好鸣，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这在佛典中也有记载，如《释氏要览》曰：“今寺院木鱼者，盖古人不可以木朴(即没有加工过的原木料)击之，故刻鱼象也。又必取张华相鱼之名，或取鲸鱼一击，蒲劳(牢)为之大鸣也”。
　　寺院大钟之制来自印度，故人们又把它称做“梵钟”，如樊阜诗有“半树残阳又梵钟”句。其他喻凫诗中的“鸦啼石窟钟”，萨都刺诗中的“客舫遥听精舍钟”，这些石窟钟、精舍钟都是寺钟的别名。其实梵钟之“梵”，并不是专指古印度，而是梵文Brahmā“梵摩”的省称，是清净义，佛教都用来把它称呼与佛教有关的事物，不仅只一钟也。印度的寺钟不但与我国的形制不同，名称也异。按钟梵名Ghautā，音译为“犍椎”，《增一阿含经》说：“阿难即升讲堂，手执犍椎，并作是说，我今击此如来信鼓，诸有如来弟子众者，尽当普集”。故寺钟也有人称之“如来信鼓”的。犍椎又作犍槌、犍地、犍迟，也指凡一切打击法器如钟、磐、木鱼、打木、砧槌(即声鸣)等的泛称。
　　《增一阿含经》中所述的犍椎，是一种手持敲击的小型之椎，讲堂所用。讲堂在禅宗寺院称法堂，也即“说法堂”，乃演说佛法集会之处。此堂起源极早，当释迦在世时印度早有之，如印度的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普会讲堂、舍卫国的东园鹿母讲堂等。我国讲堂见之文献记载的始于南北朝时代，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述建中寺的布局是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因本系住宅，后舍宅为寺之故)。讲室即讲堂，也就是禅寺的法堂，在佛殿之后，是全寺仅次于佛殿的主要建筑。到唐代百丈创制《清规》，不立佛殿，唯树法堂，则在禅林尤加重视焉。讲堂一般原系重阁，建于佛殿后格外显出寺院布局的宏伟。但今日所见各禅寺法堂每在殿后的大阁下面，而上层则专作藏经之用(一般径称“藏经阁”或“藏经楼”)。这是已经有所变化所致，因为依照西域旧制，经台本与钟台相对，待我国寺院把经台位置改为鼓楼后，藏经之所才移至殿后法堂楼上，这是中印佛寺布局相异之点。
　　另外寺中禅堂(僧堂，也称云堂，言大众之集，多如云)、斋堂(饭厅)等也与讲堂、法堂一样置以钟，称为“僧堂钟”，或单称“堂钟”或“斋钟”(李商隐诗：“斋钟不散槛前云”)。《敕修百丈清规》法器章：“僧堂钟，凡集众则击之，遇住持每赴众入堂时，鸣七下。斋粥下堂时、放参时，旦望巡堂、吃茶下床时，各三下(住持或不赴堂或在假则不鸣)。堂前念诵时，念佛一声，轻鸣一下。末叠一下，堂司主之。”置于佛殿之钟则称“殿钟”，同书说：“殿钟，住持朝暮行香时鸣七下。凡集众上殿，必与僧堂钟相应接击之。知殿主之”。
　　《僧史略》：“汉明帝既听刘峻等出家，又听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此为我国有尼之始，但专设尼寺(俗称庵)则在西晋建兴年间(313～316)，如尼净检等在洛阳城西所建的竹林寺就是我国第一所尼寺。按照佛教在印度的规定，建造尼寺的地点有区域的限制，其距离与能否听到钟声有关。《毗奈耶杂事》第三十三：“佛言苾刍尼应居寺内修习。时有信心俗人，闻佛令尼于寺中修定，遂于城外为造尼寺。尼来居止，还被诸贼及诸恶人来共相侵娆。苾刍尼白佛，佛言不应城外安置尼寺，应在城中。”至与钟声有关的，则规定僧寺与尼寺二者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二寺距离必须在说戒时都能听到召集的钟声为度，这样寺院制度又与钟声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但到后世我国此制已废，因为这也属于宗教制度范围的事，可随国情而有所变更。
　　又据史载，南朝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四年(505)作水陆大斋，曾诏天下寺院击钟。这又使钟与政治有关。《高僧传·释法安传》说：“(安)欲作画像，须铜青(即铜绿，是铜器久置湿空气中，在其表面所生出的一种绿青色物质)，困不能得，夜梦一人近其床前云，此下有铜钟。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后以铜助远公铸佛。余一，武昌太守熊无患借视，遂留之。”此则为以钟改铸佛像之一例。此外僧传所述铸佛的事迹还有很多，不再一一详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