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云居寺石经

一、石经的缘起
　　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经籍，简称房山石经，隋代静琬法师创刻，是我国古代碑刻艺术的伟大宝藏。
　　我国佛教石经，创始于公元六世纪的北齐时代，分布在山西、山东等地，其中以唐邕在河北省武安县北响堂山所刻《维摩诘经》、《胜鬘经》等几部大乘经典最为著称，并留下了《鼓山唐邕刻经铭》。《铭》文称：“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他认为纸帛书经，易于毁灭，刻经于石，则可久存。这对后代大规模刊刻石经有很大影响。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至东汉明帝以后，逐渐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北朝时佛教更为盛行，凿窟造像，建塔筑寺，僧侣急剧增多。但佛教在我国历史上也屡遭变故。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下诏尽诛境内沙门，焚烧寺院经像，佛史称为“魏武之厄”。其后北周武帝，亦行灭法，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俱毁，勒令沙门道士二百余万还俗；灭北齐后又毁境内佛寺经像，驱僧侣还俗者三百余万众，佛史称为“周武之厄”。经过这两次“法难”，许多手写经卷都化为灰烬；而唐邕所刻石经却安然无恙，这给佛教徒石刻佛经以很大启发。
　　隋统一天下后，佛教又复兴起来。隋文帝杨坚笃信佛教，据《隋书》记载：“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可见当时社会上崇尚佛教的盛况。
　　静琬是北齐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慧思“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閟封岩壑中”(《帝京景物略》)。座下静琬法师承师遗愿，刻造石经，以备一旦再遭“法难”，可充经本之用。关于静琬刻经的记载，最早见于唐初唐临所著《冥报记》：“幽州沙门释智苑(即静琬)，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
　　房山石经自隋大业年间由静琬创刻之后，历经唐、辽、金、元、明，绵续达一千余年，不断镌刻。象这样大规模地刊刻佛经，历时这样的长久，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堪与闻名寰宇的敦煌石窟相媲美，是世上稀有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石经山藏经洞的发掘与拓印
　　中国佛教协会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对房山石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和拓印工作，历时三载始告完成。石经山海拔四百五十公尺，藏经洞在海拔四百公尺处，共有九个石洞，分上下两层，上层七个洞。下层两个洞，除上层雷音洞可以进入外，其它八个石洞，面积大小不一，所藏经版数量也有多有少，洞口以石门锢封，不能进入。另一部份经版则瘗藏在山下云居寺南塔前压经塔下的地宫中，过去从未被发掘过。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在石经山上修建工房和工棚，筹划发掘拓印的准备工作。四月二十一日周叔迦副会长会同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曾毅公先生亲临现场，首先启开第三洞洞门，搬出经版，开始拓印。石洞原无编号，为便于拓印工作，按照近代发掘处理办法进行编号：下层两洞自右起编为第一洞，第二洞；上层自右侧向左顺次编为第三、四、五、六、七、八、九洞，其中第五洞即雷音洞。当时山上各洞洞门均有不同程度的破坏，第三洞洞门破坏最严重，上半部石门已不存在。此洞面积最小，先从这个洞开始，可以摸索一些经验以利后来其它各洞的发掘拓印工作。各洞经版的存放一般是下层竖立排放，上层则横放或平放，无规律的重叠于洞内。先从上层取出经版，抬到工棚，洗刷干净，然后编号并注明洞号再行拓印，每石拓印七份。各洞所藏经版大小不一，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大型者长二米五十公分、宽六十公分；中型者长一米六十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小型者长七十六公分、宽四十六公分。经版拓完后，仍归还原洞封存。石经山各洞经版，长期以来累遭人为的破坏和自然风化的损失。从这次发掘过程中发现各洞内外都有残碎经版。雷音洞(又名华严堂、亦称石经堂)，是石经山上最早也是最主要的石洞，宽广如殿，四壁镶嵌的经版都是静琬早期所刻。洞中有四根石柱，石柱上雕刻有千余佛像，每尊像旁都有名号，刻工精致，是石刻的精品。元代至正元年高丽比丘慧月补刻的五块石经，即在此洞。过去这里还供奉不少石刻佛像，是石经山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可惜这座庄严殿堂也遭到严重破坏。当时壁上镶嵌的经版脱落了十八块，有的已摔成碎片，靠石窗处有一土炕；在清理此洞时，折除土炕，发现炕墙用了许多残碎经片代替砖块，经折除清理连同洞内的地面散落碎片共收集八十余块。经过整理拼凑，遂按原来顺序镶还原处，得使此洞复还原貌。元代高丽比丘慧月于至正元年(1341)夏朝礼五台山，路经房山，访石经山华严堂。见其残破，遂募缘重修。贾志道撰《重修华严堂经本记》以记其事：“慧月悯其石户摧圮，经本残缺……惜其将来浸泯静琬之功，而安能复其初。以斯感发化缘之念，志坚而心笃。”当时我们见到的情景，不禁今昔同感。
　　这次拓印规定对各洞内外残石，不论大小，凡刻有文字的一律编号拓印。在洞内的残石，拓完后仍归还原洞；那些洞外散失的残石，拓完后全部集中藏入第六洞。但是历年来许多石经残片流散在外，或被盗窃甚至流失国外。如唐刻《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四百七十五卷残石一方，不知何时流入日本为松本文三郎所藏。我国旅顺博物馆亦藏有一些石经残片；其中贞观八年静琬题记的后半部，就存放在那里，而其前半部则在这次拓印残片时发现，它是研究静琬刻经事业的一件很重要的资料。关于石经的破坏损失，在文献上也有记载，据清末金石学者叶昌帜著的《语石》云：“厂肆往拓者，日携一二残石至都，视之皆隋唐经也。恐毁失者已不少矣。”然而近年来也仍遭到人为的破坏。如雷音洞右壁中层《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前边有一条不足十公分宽的元和四年郑十一娘的题记。这条题记拓印时还在，现已不知去向。这些都说明过去曾遭人为破坏而当前仍继续有破坏。另一方面，石经山上洞内经版还遭到自然风化的损害，而且有的十分严重。如雷音洞内右壁和后壁镶嵌的经版有许多都遭风化而漫漶不清。其它各洞凡靠洞门的经版，由于山水渗透和风吹雨淋，往往使经版互相粘连在一起，稍事移动即成粉末而脱落，有的经版部分表层鼓起，稍一触及即剥落，下层第一洞和第二洞尤甚。其中许多经版的上端被风化成圆形，这与当时刻经所选的石料质量有关，例如洞外唐、辽所刻宋小儿《金刚经》和《四大部经成就碑记》等经碑，经历千载，风吹雨淋日晒，至今字迹仍清晰，并无风化漫漶。这几块石碑是选用汉白玉和艾叶青石料所刻造的，因而耐风化。今后对石经山各洞所藏经版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妥善保护，以防人为破坏和自然风化是极为重要的。
　　另外还拓印了附近的碑记、摩崖石刻、经幢、造像、题名、题记等七十五份。全部石经拓印工作于一九五七年底圆满结束。
　　三、云居寺地穴石经的发掘
　　房山石经的刻经事业到了晚唐，渐趋式微，至五代战乱而中断。辽初，北方契丹贵族取得包括房山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之后，国势日益强大，不久建立辽国，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并提倡佛教。同时在文化事业上，力图与北宋抗衡，雕版刊行《契丹藏》，与北宋《开宝藏》相媲美。房山刻经事业也随着复兴起来。
　　房山云居寺位于石经山下向西一公里处，座西面东，五院六进，依山势逐殿递升，南北两塔对峙，是一座有多层院落，气势雄伟的寺院。四十年代寺院建筑及南塔毁于日本侵略军炮火，北塔犹存。多年来，整座寺庙已是残垣断壁，一片废墟。
　　据辽应历十五年(965)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又称《千人邑会碑》)记载：“云居寺之东一里有高峰，峰之上千余步有九室，室之内有经四百二十万言。……寺主谦讽和尚……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无贫富后先，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故寺不坏于平地，经不坠于东峰。”这是五代战乱后期，云居寺重新修复，经版也得到保护，对后来辽圣宗复兴刻经事业十分重要。辽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撰《续镌刻四大部经碑记》中说太平七年(1027)，地方官韩绍芳从政之暇游石经山，取出经碑，验名对数并奏请圣宗复兴刻经事业。其后兴宗、道宗继续刻造。自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1027-1057)这三十年间刻造《大般若经》八十卷(五百二十一卷至六百卷)，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完成了四大部数，清宁四年以后至大安八年(1058-1092)还续刻一些小部头经。这时山上石洞藏经已满。据天庆八年(1118)志才撰《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有故上人通理大师，缁林秀出，名实俱高……因游兹山，寓宿其寺，慨石经未圆，有续造之念……至大安九年(1093)正月一日遂于兹寺开放戒坛……所获施钱乃万余镪，付门人见右街僧录通慧圆照大师善定，校勘刻石，石类印版，背面俱用，镌经两纸。至大安十年(1094)，钱已费尽，功且权止……至天庆七年(1117)于寺内西南隅穿地为穴，道宗皇帝所办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四千八十片，皆藏瘗地穴之内，上筑台砌砖，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知经所在。”又天庆七年《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载：“至大辽天庆七年已镌造了经近三百帙，秘于东峰满八石岩。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这座“释迦佛舍利塔”由沙门绍坦发心修建，举高六十尺，十三层，砖结构。当时把静琬法师秘藏雷音洞内的佛舍利移藏于塔内，所以称为“释迦佛舍利塔”。此塔即毁于炮火的南塔，一般多误称压经塔。实际上真正的压经塔是天庆八年志才记中所说的石塔，《舍利塔记》中“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这句话对当时发掘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一九五七年夏，由周叔迦居士会同北京大学考古系阎文儒教授来到云居寺进行地穴的发掘工作。当时南塔遗址已是一个土丘，杂树丛生。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开始勘测，决定首先清除塔基上的土丘，八月六日塔基方台已全部露现。塔台十分完整，北面有三个经幢座，周围有佛、菩萨、飞天、花草等雕像。塔基中心有一砖砌地宫，中置石函，函内装藏物品已无存。由此向下挖掘，并无经版。因此沿塔台东、南、北三面各掘一道探沟，塔台西面是山崖石根，无需开掘。发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于八月七日下午在南边探沟左端发现了经版，找出了地穴的四至。地穴南北长二十九米，东西宽十米，深五米，面层以方砖铺墁，周围砌砖墙，东墙中部有一石门。此穴北部占全穴三分之二，南部三分之一，两穴之间隔有一米宽土墙。南北两穴经版排列形式不同，北部经版是一排排顺序排列，南部经版则纵横交错排列，瘗藏经版六层。这就是埋藏了八百多年的辽、金两代所刻经版。其数量比有关资料记载的要多。志才《塔记》说所瘗经版，大碑一百八十片，小碑四千八十片。这显然是最初瘗经的数量。其后乾统至金明昌年间继续刻造的石经亦瘗于穴中，因而其中所瘗经版达一万○八十二片。根据石经的经末题记以及有关碑记的记载分析推测，辽、金两代曾先后进行过三次瘗埋。第一次是天庆八年沙门善锐，穿地为穴，瘗藏经版，并建石塔，刻文标记，知经所在。这个穴就是现在地穴的北部。他把通理大师的刻经和后来寿昌、乾统年间(1095-1110)续刻的一些经都瘗藏在这个地穴中。接着金天会年间(1123-1137)山西圣州保宁寺玄英俗弟子史君庆等又刻二十七帙经。当时把地穴启开，埋藏了一些经版，由于容纳不下，便在原穴南端又开辟一穴，于天眷三年(1140)瘗入。这次在北部地穴出土的经版中就有一部分是天庆八年以后金代刻造的经版，是第二次瘗埋时放进去的。在这以后金代大定、明昌之间(1161 -1196)又刻了许多大小乘经，再一次启开地穴将经版埋入，这是第三次所瘗藏的经版。此后则从未被发掘过。
　　地穴发掘工作于八月一日开始至八月七日发现第一块经版，仅用一周时间。当时石经山上各洞经版还未拓完。因此集中力量将山上拓印工作于一九五七年底结束，然后转入山下拓印。为保护这些未出土的经版，在地穴上面搭起席棚。同时在出土前按原经版排列顺序就地编号再抬出拓印。两穴所藏经版，北穴六千二百九十五片，南穴三千七百八十七片，共计一万○八十二片。地穴北部经版在编号时由于两排之间的空隙处往往插入一些经版因而漏编，发现后以副号代之，这类经版共计二十一块。地穴中的经版保存得很好，其中仅少数因重叠被压断外，一般字迹都很清晰，漫漶不清者极少。这对如何保存石刻文物免遭风化是个很好的经验。一九五八年底全部拓印工作圆满完成。原计划在石经山上另凿石洞将经版运到山上贮藏。鉴于洞内藏经易遭风化，不利保存。后来北京市文化局决定在原地穴遗址附近建库贮藏。
　　四、石经拓片的整理和研究
　　这次对房山石经全面发掘、拓印、调查、整理和研究，是房山石经开雕以来规模最大、最有系统的一次。过去中外学者对房山石经有过不少论述，然而由于以前对外流通的经碑数量不多，大部分石经长期锢藏洞内和瘗埋穴中，因此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出云居石经的全貌，且大都只就一些历史资料和山上山下经碑题记的记载，或以片断残石进行推论，难免会有不准确的论述。由于多年来山上经版遭到人为严重破坏，许多经碑被砸碎或流失，因此在这次拓印中要求对石经山上石洞及其附近的摩崖石刻、碑记、残石等，只要刻有文字，一律编号拓印。这项措施对后来整理和研究房山石经起到重要作用。有许多由残石拼凑起来而新发现的题记、碑文，对研究石经的镌造，石洞的开凿，刻经的传承等方面，都提供了极其重要而宝贵的资料。现在把一些重要发现和研究的成果，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一)《涅槃经堂题记》，由两块残石拼凑而成。记称：“此堂内唯有石《涅般经》一部，更无余物，本为未来悬远无佛法时留为经本，开生口目，静琬叩头……。”这是贞观五年静琬刻完《涅般经》的题记。这部经版藏第七洞。此《记》应是镶嵌在这个洞的洞壁上方。
　　(二)《华严经题记》，也是由两块残石拼接起来的。“静琬敬曰，……今于此山，镌《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惠灯常照，万代之后，法炬口明，…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如若有经，愿勿辄开，贞观八年岁次甲午……。”这部经藏于第八洞，是静琬刻完《华严经》后的题记，应镶嵌在该洞石壁。以上这两件题记的记载，对研究静琬的刻经的目的是很重要的资料。
　　(三)《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在山上石洞发掘过程中，从第一洞底部发现残石二十四块用以垫撑经版。经拼接乃是一通高八尺余，宽三尺的石碑，刻于元和田四年，虽残缺不全，经仔细辨认，尚能看出内容梗概。其中有一段叙述惠暹“于旧堂之下，更造新堂两口”。惠暹是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第三代弟子。对研究石洞的开凿和刻经的传承方面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有关石洞的开凿，过去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据唐初唐临《冥报记》中载：静琬“凿岩为石室……所造石经已满七室”。辽应历十五年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称：“峰之上千余步有九室，室之内有经四百二十万言”。辽清宁四年赵遵仁撰《续镌四大部经记》称：“峰顶上有石室七焉，经贮是室”。辽天庆七年《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称：“秘于东峰，满八石岩”。天庆八年志才撰《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称：“已厝东峰七室”。明万历二十年《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称“山有七洞，洞洞皆满”。以上是不同年代的记述对石经山山洞数目，有七室、八岩、九室、七洞等，各说不一。关于石经山九个石洞的编号顺序，是这次发掘时所编，清代尚无此称。今日雷音洞左侧的第六洞，洞内所藏经版，乃是明末一些在京做官的南方居士在北京石灯庵刻造的几十部小经版送到石经山的，此洞并非静琬时代的七室之一。如依王正碑载“九室”无误，则山上尚有一至二洞未被发现。同时从整理拓片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如《华严经》八十卷本，现存拓片两纸，只是第一卷，那其余七十九卷又在何处？在辽赵遵仁撰的《四大部经记》中记述韩绍芳取出经碑验明版数时，清清楚楚记载着“大华严经一部八十卷计碑二百四十条”。另外在山下地穴内辽刻经版《佛说菩萨本行经》的经末题记：“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此三卷，共十卷，同帙，马鞍山洞里已有镌了，京西三十里小石经亦有是卢沟河东垠上”。这说明不仅山上还有石洞未发现，而房山县附近马鞍山、京西卢沟河东垠也还藏有石经。这些疑点，都有待调查发掘。
　　(四)《总章二年玄导题刻》残碑，在雷音洞门楣上方，已被白灰抹盖起来，过去从未见此记述。这次清理时剷去白灰才发现这块碑记。虽已残缺，但“玄导……于此山峰□□□、楞伽、思益、佛地四部经律”等字犹清晰可辨。静琬卒于贞观十三年(640)，玄导是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第一代弟子，他于总章二年(669)所刻题记，是证实玄导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重要依据。
　　(五)房山石经与《契丹藏》。房山石经内容十分丰富，在近几年来的整理研究中有不少重要发现，其中以证实辽刻石经是用《契丹藏》为底本的复刻本最具学术价值。辽代《契丹藏》早已失传。咸雍四年燕京天王寺文英大德赐紫沙门志延撰《旸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文中记《契丹藏》为五百七十九帙。另据中京报恩传教寺沙门法悟撰《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中提到《释摩诃衍论》是清宁八年奉旨补行人藏的，列于千字文〔宁〕字号。验之房山石经，此《论》编号正在〔宁〕字号。但这仅是从有关文献中加以推论印证，而《契丹藏》刻本的真实情况，却无实物证实。一九七四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的大佛中发现一批辽代珍贵文物，其中有《契丹藏》十二卷，以其千字文编号、版式、行数、字数与石经相对照，完全一样。因此有力地证实房山辽刻石经，就是以《契丹藏》作底本而复刻的。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是佛教刻经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六)唐不空和辽慈贤翻译的两部《梵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发现。这是失传已久的两部佚经，过去各种木版藏经中都未著录。《心经》是《大般若经》的纲要，文简义赅，流通最广。自东晋以后，译本甚多。这次发现的两部《梵音心经》，对研究《心经》传译史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七)《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尼集》，这是晚唐大德行琳勘订和总辑唐以前的一切陀罗尼总集，也是一部久已失传的经典。密宗经典早就传入中国，但形成宗派较晚。由于诵持密咒的人增多，因此有陀罗尼集的问世，但多是错综杂记，次序紊乱。唐开元年间，密宗正式形成宗派。这次发现的《陀罗尼集》是按修法次第编排的一部完整的念诵集，并在每一密咒旁注有梵文对照，以正读音。它是研究梵文古今语音的重要参考资料。
　　(八)《一切佛菩萨名集》，这是一部有关记载佛菩萨名号的经典。西晋、元魏及隋代都有译本，但错误很多。这次所发现的《名集》比以往的既全面又有条理。系利州太子寺讲经论沙门德云集二十卷，上京管内僧录纯慧大师赐紫沙门非浊续集二卷，共成二十二卷。辽重熙二十二年(1053)觉花岛海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沙门思孝奉诏为之作序。《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著录此书时作“沙门思孝集”，并一直为佛教研究者所沿用。这次在房山石经中发现《名集》和《序》，才弄清《名集》的真正作者。同时在思孝的序文中还说明非浊将宋、辽新译经典中的佛菩萨名号亦全部增入《名集》中，并收入《契丹藏》内。山西应县发现的《契丹藏》残卷中就有此《名集》卷六，硬黄纸，卷轴装，存五纸，列〔勿〕字号，与石经该《名集》编号完全一致，而且其每版一纸正是一块经版，首尾完全一样。
　　(九)在整理房山石经的过程中，发现还存在不少疑点，有待继续研究、深入探讨。如在志才《记》中提到天庆七年把道宗皇帝所办大碑一百八十片瘗藏塔下地穴中，而实际塔下所藏道宗大碑只有一百六十三片，其中却夹杂着一块唐刻《佛地经论》卷四，是第十四石(塔下编号3900)。按此《论》共七卷。山上各洞又无其它各卷经版，何以地穴中仅存此一片？又如《华手经》是十四卷，地穴中藏版不足十二卷，尚缺两卷余。按每石平均字数计算，应该还有五块经版未刻或遗失。最令人费解的是：辽大定四年刻的《杂阿含经》，这部经典五十卷，而地穴中只存有四十七卷，缺少“第四十六”、“第四十九”、“第五十”三卷。可是这三卷的拓片，却在陶斋藏石中出现一片，不知这三卷经为什么没有瘗藏穴中，也不知为何流失在外。以上只是列举数则疑点。此外尚有许多问题有待系统深入的进行研究。
　　(十)残石的拼接。静琬最初刻经，只是在一部经的第一面石上刻有经名，经文连续刻在其余经版上而不再刻经名。这些未刻经名的经版被称之“不知名佛经”，为了反映房山石经现存真实面貌，就需要把这些“不知名”石经一片片查对清楚，辨认出是属哪部经，第几卷，然后把它按顺序排列在这部经里，查明这部经是完整或缺卷。这些“不知名经”经过细致而耐心的核对，现已全部查清，各归其部。然而更为困难的是那七百八十二块残石碎片。这些残片大小不一，有的一块残石上只有十几个字，也要查出它是属于哪部经的残片，然后把它们拼接在一起，成为一块经版。例如《华严经》卷四《四谛品》残经版，是在七百八十二块残石中辨认出九块而拼接起来的。由于残片不足以凑成一块完整的经版，那就要计算空缺字数按原位置把它复原。这项工作十分繁琐而艰难，但其价值和意义很大。从这些拼凑起来的经版和题记中，往往能发现很重要的资料。同时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反映当前房山石经的面貌。
　　(十一)经末题记。房山石经中的经末题记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是研究房山石经镌刻历史过程的重要资料，同时可补史书上某些记载的不足，以及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历史情况。静琬之后在镌刻石经设计方面也在不断发展，尤其盛唐时期，不仅每石都有经名、卷数、品名、面背，甚至连施主、刻工、字数都留有记载。从房山石经经末题记可以了解到刻经事业不仅得到帝王和地方长官的支持，同时还有广大信徒群和社会团体的赞助。仅以商业行会为例，就有：米行、布行、绢行、肉行、生铁行、炭行、磨行、染行、油行、果子行、椒笋行、五熟行、帛行、锦行、幞头行、靴行等不下三十多种行会。它反映了唐代幽州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对研究当时社会经济及其组织结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到了晚唐和辽金时代，经末还刻有不少中央和地方文武官吏的全衔，有的可用补新、旧《唐书》和《辽史》百官志的阙如。在大和元年至咸通四年(827-863)这三十余年间，幽州地方长官扬志诚、史再荣、张允伸等先后刻了百余卷石经。这些石经的特点是在经版的上下端刻有佛、菩萨、天王、胁侍、飞天、花草等极为丰富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当时幽州地区民间艺术的风格。
　　五、结语
　　总之，房山石经的价值，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评价。在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又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它也反映了我国自隋唐以后各个时代石刻艺术的成就。通过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可以看出我国书法变迁的历程。中国佛教协会于五十年代末即着手整理研究房山石经，并作有全面规划。有不少专家学者陆续发表专题文章。一九七八年佛协编辑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一册，对房山石经作了初步的系统介绍。一九八○年成立佛教图书文物馆，设有“房山石经整理研究小组”专门从事房山石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重点首先是将那些“不知名佛经”辨认出来，并把近千张残石拓片拼接起来，编出准确的目录，正确反映房山石经的当前实貌。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房山石经编辑刊印小组委员会，开始编辑出版房山石经。为了早日使久已失传的《契丹藏》的复刻本和读者见面，因此计划先将辽金刻经拓片影印出版，估计为二十三册，三至五年内出齐。然后再编辑出版隋唐的刻经拓片及论述文集，预计将编辑成一部五十五册大丛书。一九八四年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与北京图书馆合编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已交书目文献出版社排印，即将出版。房山石经的内容不仅仅限于佛教方面，而且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还有许多疑难问题有待研究解决。只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对房山石经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才能使这世界罕见的文化宝藏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