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录的演变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为经录的演变阶段。由于大藏经的刊刻,出现了许多部刻本大藏经目录;又由于大藏经部帙繁重,阅读匪易,于是又出现了一些指导阅藏的解题目录。再则自唐代佛教传入西藏地区,翻译佛经的事业随之而兴,后来又刊刻藏文大藏,成为藏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满族统一全国,也用满文移译了大藏经。用藏文与汉文佛经目录对勘,编撰汉译藏文、满文大藏的目录,自然提到日程上来。这种沟通文化的工作,固然是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扩大了经录的范围。
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赵安仁等奉命撰《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二卷(今存十六卷),天圣五年(1027)惟净等撰《天圣释教录》三卷(今存二卷),景祐三年(1036)吕夷简等奉命撰《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今存十四卷),除《天圣释教录》兼纪前代外,都是只纪当代的译经,而于译人、教乘、部别、梵本来源、译场和翻译情况,及表奏、诏谕等则记得很详细,提供了许多译经史上宝贵的资料。
自宋开宝四年(971)于四川刊印大藏以来,刻本的大藏经不断出现,宋有崇宁万寿藏(1080年开雕于闽州)、毗卢藏(1112年开雕于闽州)、思溪藏(1132年开雕于湖州)、碛砂藏(1234年开雕于平江路),辽有契丹藏(约1031年开雕于南京-即今北京),金有赵城藏(约1148年开雕于解州),元有弘法藏(1177年开雕于大都)、普宁寺藏(1277年开雕于杭州),明有洪武藏(1392年刊成于南京)、南藏(1417年刊成于南京)、北藏(1410年开雕于北京)、径山藏(1586年开雕于径山),清有龙藏(1735年开雕于北京)。这些藏经大都以《开元录》的入藏目录为基础,略有增删。只有径山藏在明北藏南藏之外,续刊了此土诸宗撰述四百余种,保存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开宝藏、契丹藏、赵城藏为卷子本,径山藏为方册本,余均梵夹本,它们都有目录(除开宝藏、契丹藏、毗卢藏、赵城藏、弘法藏外,均存)。这种目录依千字文编号,是一种排架的目录,已从带有学术意味的经录分离出来,成为便于查检的应用目录。
大藏经数量过大,不易全部阅读,解题目录乃应运而出。天圣二年(1024)遵式撰《教藏随函目录》,为“述诸部著作大义”之书,早已佚亡,不详其内容。
崇宁三年(1104)惟白撰《大藏纲目指要录》(亦称《大藏经指要录》、《大藏纲目》、《纲目指要》)八卷,今存。是依《开元录》入藏次第,逐函分列卷次,逐卷略录义例,钩玄提要,使阅者能了解宏纲。在大部经的末尾,并有总括的词语,说明该经的重要。全书后著录了没有千字文编号的禅门传录一百卷。
崇宁四年(1105)王古撰《大藏圣教法宝标目》(亦称《大藏法宝标目》、《法宝标目》)八卷。元大德十年(1306)管主八续补成十卷,今存。内容分四大项:(一)总标年代,(二)别约岁时,(三)略明藏乘,(四)广列名题。第四项即各经的解题,以一经或一会为主,加以解说。智旭评此书“仅顺《宋藏》次第,略指端倪,固未尽美”。又说:“即依《勘同总录》,略标各经之卷帙及品数之大旨”(见《阅藏知津》卷一及四十四)。所以此书还不如《纲目指要》的详细。
万历四十一年(1613)寂晓撰《大明释教汇目义门》(亦名《法藏司南》、《释教汇目义门》、《汇目义门》),四十一卷,今存。分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著述八部。卷首的《释例》,即分部的说明。他按天台五时判教,依明南北藏,先后更置,分为八部,每经之下写示经文大意及论疏旨趣,诸经的注疏,即附于同部之后,有利于查阅。这种分类法,与前人不同;而以陀罗尼独自成部,则是受《至元录》的影响。又其著录的此土著述,不限于大藏经所收,数量大为增加。但它只依五时,不分经律论,而把小乘阿含夹在大乘华严、方等之间,是不适当的。再者,撷录各经原序或有关注释的章节以代解题的过多,一则与作简介的宗旨不符,二则篇幅冗长,也使全书失去了平衡。万历四十六年(1618)作者又将上书节为简本,名《大明释教汇门标目》,四卷,今存,每书之下,以一二语概括介绍,很便于检阅,起到一目了然的作用。
明末永历八年(1654),智旭撰《阅藏知津》,总目四卷,本文四十四卷,今存。自序说:“历朝所刻藏乘,或随年次编入,或约重单分类,大小混杂,先后失准。致使欲展阅者,茫然不知缓急可否。”于是历时二十年,辗转九地,阅读大藏,以义类诠次,成为此书。它的分类较以前大有改进,分经、律、论、杂藏四大类。经藏又分大乘小乘,大乘中依天台判五时教次第而略有改易,分为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方等中又分显说与密咒二门,密咒包括秘密部诸经及仪轨。其中卷帙浩大的译籍,如《大般若经》等,向来问津的人不多,则介绍内容较详。律藏也分大小乘,在小乘律之下,附载疑似杂伪的律。论藏分大小乘,大乘论中,又分释经论、宗经论、诸论释三部,下又别为西土、此土二科。杂藏分西土撰述,此方撰述,西土撰述中附外道论、疑伪经;此方撰述分忏仪、净土、台宗、禅宗、贤首宗、慈恩宗、密宗、律宗、纂集、传记、护教、音义、目录序赞诗歌及应收入此土撰述十五部;在应收入此土撰述中,又分释经、密宗、净土、台宗、禅宗、慈恩宗、纂集、传记、护教、目录十科。它的分类,在《汇目义门》之上加以提高,条分缕析,组织更为严密完整,又著录此土撰述相当广泛,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本书每部之首有一篇“述曰”,概述所包容的范围。其解题,除记载卷数、著译人名外,对内容要点和品目,也作了扼要的介绍。另外,总目在每书的上端,有十五种不同的符号(圆形七种、三角形四种、点形四种),表示书的重要程度,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此期间,还有涉及藏、满佛教经典的目录。一是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庆吉祥等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勘同总录》、《至元录》)十卷,今存。元世祖因“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土名德对辨,一一无差”。于是诏纂此书。因系汉文藏经目录与藏文藏经目录对勘,故名《勘同总录》。全书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总叙,标示本书的大纲,又分四科:(一)总标年代,括人法之弘纲;(二)别约岁时,分记录之殊异;(三)略明乘藏,显古录之梯航;(四)广列名题,彰今目之伦序。第二部分为本书的正文,分契经、调伏、对法三藏,每藏又分菩萨和声闻二乘,末尾有圣贤传集录。在菩萨契经藏中分显教大乘经和密教大乘经二类。显教大乘经中又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大乘经六门。密教大乘经中又分秘密陀罗尼和仪轨二门。圣贤传记也分梵本翻译集传和东土圣贤集传二类。这种分类法,大致遵照《开元录》,只是把密教和显教分列,则是本书所特具。自唐宋以还,密部教典翻译日多,附在显教经籍中,已包容不下,同时,藏传佛教在元代极为朝廷所重视,把二者并列,正说明密教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本书是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凡是有汉文译本并有藏文译本的,则将梵文原名用汉字音译注于经名之下,这是因为西藏翻译的经典,卷首大都保留着梵文原名的音译之故,至藏汉译本有不同之处,则勘其同异,加以注明。本书著录的典籍,唐以前同于《开元》、《贞元》二录,宋代同于《祥符》、《景祐》二录,所增补的不多。于辽代元代,也只载慈贤、思孝、非浊、八思拔、安藏等数人,甚为简略。另外,在藏汉对勘上,也不免有疏漏之处。其中保留下来的经论梵名译音,可供音韵学家的参考;所勘藏文佛典的有无,也是研究古代西藏佛教的重要文献。
另一是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编的《如来大藏经总目录》一卷;再一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编的《御译大藏经目录》一卷,二书均存。前者是藏文版甘珠尔目录的汉译本,后者是满文版甘珠尔目录的汉译本。
以上三书,在藏汉民族和满汉民族的文化交流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兄弟民族友好团结相互融合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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