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籍的目录，起源甚早。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经典的翻译随之而兴，译籍日富，部帙日增，不同的译本也不断出现。弘法之士为了综理存佚，研核异同，创制目录，用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见《开元释教录》卷一)。于是佛教的经籍，乃有典可征；并且于汉籍四库之外，别有传统，自具特色，在目录学的领域中，独树一帜。
一、经录的创始阶段
历代经录的制作，从历史的发展观察，约可分为四个阶段。两晋时期为经录的创始阶段。在此以前，《出三藏记集》引有《古录》和《旧录》，《历代三宝纪》卷十五说：《古录》一卷，“似是秦时释利防等所赍来经目录”。《旧录》一卷，“似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经录”。又载《汉时佛经目录》一卷，云“似是迦叶摩腾创译《四十二章经》，因即撰录。”按秦和前汉佛教尚未传来，自然不可能有目录出现；迦叶摩腾是否译经，尚属存疑，更不可能撰目录，故所传三部目录，当为后人所依托。《历代三宝纪》还载有《朱士行汉录》一卷，并引用了三十处。但东晋的道安和梁代僧祐所撰的经录中，都未曾加以引用；且此录记载到晋沙门康道和译的《益意经》，其不足以为典据，也很显然。
西晋早期，翻译大师竺法护不但译出一百七十多部佛经，并且撰《众经录目》(又称《竺法护经国》、《护公录》)一卷，纪他自己所译的各经。道安曾记载此目，当是最早的经录。助他翻译的聂道真在其所撰经录中纪竺法护译经的年月极为详细，可能就是依据此录而来。
其次，聂道真撰《众经录目》(又称《聂道真录》、《道真录》)记载汉、魏、晋的译经，通录各代，不限一朝，而且注重译出经典的时间，笔受之人和经名异称，这些都影响到后代的经录。
东晋成帝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又称《支敏度录》、《支敏度都录》)和《别录》各一卷，前者为总录，后者是分类目录。该书早佚，内容已无从知悉。此二录就《历代三宝纪》所引用的资料来看，恐有后人增入的部分。
石赵时有《二赵经录》(简称《赵录》)一卷，但所记不仅有前赵和后赵时代的译经，而且有刘宋时代的译本，或是以二赵的地域为范围的经录。沟佚。
以上各录，受时代和地域的局限，还处在草创阶段。到孝武帝宁康二年(374)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道安录》)一卷，才为经录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他说；“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以来，迄今晋康宁(应是宁康之误)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见《出三藏记集》卷五)。它的内容有七部分：(一)经论录，(二)失译经录，(三)凉土失译经录，(四)关中失译经录，(五)古异经录，(六)疑经录，(七)注经及杂志经录。这种分类法，是综合了以前经录的优点，而又有所发展。一方面以有译人可考的按时代排列，使佛学的派别和演变有线索可寻；一方面把失译人名的和摘译别出的区分开，以便于了解考察。对于疑伪的经典则严加区别，不使真伪混淆；自撰的著作则附之于末。此外，作者还对古代的译经有些佚失译人的，都“校练古今，精寻文体”，就其译语译风进行比较，查勘为某人所译，或非某人所译；并对译人的译笔优劣，也有所评騭。其评语多适当中肯，梁慧皎所撰《高僧传》，均加引用。僧祐也说“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见《出三藏记集》卷二)。他把经录从内容到形式，大大向前推进一步。此录已佚，但重要内容都收入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
姚秦时僧叡撰《二秦众经录》一卷，以苻、姚二秦时代译经为主，间及吴和北凉的译经。其后晋道流创撰《魏世经录目》、《吴世经录目》、《晋世杂录》、《河西伪录》四书，未成而卒。他的同学竺道祖继续完成，共四卷(简称《道祖录》)。断代的经录即从此开始。其书已佚。
二、经录的完备阶段
南北朝时期为经录的逐渐完备阶段。当时虽南北分立，各树政权，而译业不辍，经录所撰渐多，体制也日趋定型。分经律论，判大小乘；再别为有译人无译人，多卷一卷；于抄经异译，疑经伪籍，以及存佚等，均为标出。经目的作用，于是大显。
刘宋有不详作者的《众经别录》(又称《别录》)二卷，乃分类体裁。上卷载(一)大乘经录，(二)三乘通教录，(三)三乘中大乘录。下卷载(四)小乘经录，(五)(篇目本阙)，(六)大小乘不判录，(七)疑经录，(八)律录，(九)数录，(十)论录。宋道场寺慧观立五时教，中有三乘通教，此录标以三乘通教，当是受慧观的影响。又此录以经律论为类，经类又依大小乘划分，疑经则另作专篇，这比以前经录的分类法，更为适宜。它的另一特点，即在每经之下，用简明的辞句标明一经的宗旨，并标出“文”、“质”等字样，作为对译本的评价，可见当时人对于译文质量的重视。此录现有敦煌卷子写本，残存上卷一部分。
南齐释王宗撰《众经目录》(又称《王宗录》)二卷，通纪各代，分大小乘。又道慧撰《宋齐录》一卷，专纪宋、齐译经，尤偏重宋代。另有不详作者的《始兴录》一卷，始兴即今广东韶州，故此录多纪南方所译经籍，也名《南录》。均佚。
梁代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僧祐录》、《祐录》、《三藏记》)十五卷，共分四部，其第二“铨名录”即佛经目录。分(一)新集撰出经律论录，(二)新集条解异经出录，(三)新集表序四部律录(阙)，(四)新集安公古异经录，(五)新集安公失译经录，(六)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七)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八)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九)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十)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十一)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十二)新集抄经录，(十三)新集安公疑经录，(十四)新集疑经伪撰杂录，(十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其中经律论录及标题“安公”的六录，乃是以《道安录》为基础，加以订补而成，余则为僧祐新增。共著录2162部，4328卷，较《道安录》增加近三倍。因地域所限，纪南方者为多，纪北地者不免偏少。本书第三部分“总经序”载经律论序和后记一百一十篇，第四部分“述列传”载高僧传二十二篇。虽各自为篇，但是所包含的译人、译籍的丰富史料，不仅与“诠名录”部分互相照应，也是它的根据和补充。至于它的分类和著录的方法，对后代的经录都有深远的影响。在考证方面，虽然还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如《法经录》(卷七)、《开元录》(卷十)所指摘；但作为现存的第一部经录来看，它的崇高地位和重要性，则不是一般经录所能比拟，可以说是富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作者有校点及证补本，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天监十四年(515)梁武帝敕僧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一作《华林佛殿录》)四卷，纪录宫廷所藏的佛经。僧绍据《出三藏记集》目录部分，分为四科，加以增减。因不合梁武帝的意旨，十七年(518)又敕宝唱重撰。宝唱乃“因绍前录，注述合离”(见《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显有无译，证真伪经”(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一)，成书四卷，名《梁世众经目录》(简称《宝唱录》)。其分类为：(一)大乘有译人多卷经，(二)大乘无译人多卷经，(三)大乘有译人一卷经，(四)大乘无译人一卷经，(五)小乘有译人多卷经，(六)小乘无译人多卷经，(七)小乘有译人一卷经，(八)小乘无译人一卷经，(九)先异译经，(十)禅经，(十一)戒律，(十二)疑经，(十三)注经，(十四)数论，(十五)义记，(十六)随事别名，(十七)随事共名，(十八)譬喻，(十九)佛名，(二十)神咒。所分甚为详细，把譬喻、佛名、神咒等各自为类，并注意到注经和义记，扩大了所录的范围。以有译、无译、一译、异译、多卷、一卷分类，在藏经的整理上，具有一定的便利。
北朝元魏永熙中(532-534)命舍人李廓撰成《魏世众经录》(简称《李廓录》)一书，它分(一)大乘经，(二)大乘论，(三)大乘经子注，(四)大乘未译经论，(五)小乘经律，(六)小乘论，(七)有目未得经，(八)非真经，(九)非真论，(十)全非经愚人妄作，共十类。其中大乘未译经论目录，是指菩提流支所携来经论未译的梵本而言；有目未得经目录，是便于征求佚亡的典籍，都是很好的体例；至非真经、非真论、全非经愚人妄作目录，则是将疑伪经又加以细分。此书是当代已译未译经的目录。
北齐武平中(570-576)沙门统法上撰《齐世众经目录》(一作《高齐众经目录》、《达摩郁多罗录》，简称《法上录》)，分(一)杂经录，(二)修多罗录，(三)毗尼录，(四)阿毗昙录，(五)别录，(六)众经抄录，(七)集录，(八)人作录八类。以杂藏居首，与修多罗分列，为它录所无。这已启经部再分细类的先声，后面四类对后世经录也颇有影响。
此外，后魏菩提流支撰有《译众经论目录》一卷(见《长房录》卷十五)，陈智敷撰《真谛翻译历》(见《续高僧传》卷一《法泰传》)，都是个人译经的目录。南齐有《释弘充录》一卷，北齐有《释道凭录》一卷，梁有《释正度录》一卷(均见《长房录》卷十五)，陈有《陈朝大乘寺藏目录》四卷(见《开元录》卷十)，另有《玉车骑录》一卷，《庐山录》一卷，《岑号录》一卷(均见《长房录》卷十五)，及《南来新录》(见《长房录》卷七)，《一乘寺藏众经目录》(见《长房录》卷九)，《东录》(见《长房录》卷十)，自《华林佛殿录》至此均已佚亡，内容无考。
三、经录的发展阶段
隋唐时期为经录的发展大成阶段。隋氏统一天下，结束了南北分割的局面，佛教也随之发展。到李唐建国，玄奘西行归来，译经事业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期所撰的经录，在体例的完善、分类的细致、组织的周密、包含的广泛诸方面，也发展到成熟阶段，在中国的目录学中，别开生面，成为自成体系的专科目录。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命法经等撰《大隋众经目录》(简称《法经录》)七卷，今存。前六卷为别录，末一卷为总录，凡分九录四十二分：(一)大乘修多罗藏录，(二)小乘修多罗藏录，(三)大乘毗尼藏录，(四)小乘毗尼藏录，(五)大乘阿毘昙藏录，(六)小乘阿昆昙藏录(以上六录每录均有众经一译、众经异译、众经失译、众经别生、众经疑惑、众经伪妄六分)，(七)佛灭度后抄集录(包括西域圣贤抄集、此方诸经抄集二分)，(八)佛灭度后传记录(包括西域圣贤传记、此方诸德传记二分)，(九)佛灭度后著述录(包括西域圣贤著述、此方诸德著述二分)。作者在书成上表时说：“初六录三十六分，略示经律三藏大小之殊，粗显传译是非真伪之别。后之三录集传记注，前三分者并是西域圣贤所撰，以非三藏正经，故为别录；后之三分并是此方名德所修，虽不类西域所制，莫非毗赞正经，发明宗教，光辉前绪，开进后学，故兼载焉。”它的分法已撷取前代经录分类之长而加以整齐系统，乃是一大进步；但著录译经只记时代，不详年月，不别存佚，排次不依时代，不注引用的出处，都是缺点。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卷十中也指出它的一些错误。
开皇十七年(597)，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亦名《开皇三宝录》)，简称《长房录》、《房录》、《三宝纪》)十五卷，今存。首“帝年”三卷，上列各代帝王、年号和干支，下记佛教的废兴，佛典的传译，旁及当时的史事，是最早的佛教年表。次“代录”九卷，记载后汉到隋十六个朝代的译经和撰述。每代以译人为主，考订所译经的卷数，经名异称，第几次译本，是某大经的摘译，翻译年代和地点，参与工作的人员，前代经录著录情况，以及译人的事迹。译人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经籍则以卷数多寡为先后。《出三藏记集》在目录之外，别有传记部分，本书则把目录和传记合而为一，既可以见译人的身世，又可明了译述的渊源，宗派的师承，翻译的得失，便于知人论世。这种体例，是经录的新发展，后来的《道宣录》、《译经图纪》、《开元录》等均继承了这一传统。再次是“入藏目录”两卷，分大小乘，厘为经、律、论三类，每类又分有译人名和失译人名二项，是据《法经录》增减而成，颇形潦草，但大藏经即从此开始。最末是“总目”一卷，详载进呈本书的表文、总序和全书目录，尾附当时仍存的宋、梁、魏、北齐、隋六家详细目录和已佚的古代二十四家目录，保存了上代经录极其丰富而又宝贵的资料。作者经过十多年间的编纂，参考书数十种，功力相当深厚，但由于好多务广，取材不够严谨，驳杂不纯。《开元录》(卷一至卷四)就曾指出多处。入藏录分类简单，瓦玉交互，最为后人所诟病(见《内典录》卷五，《开元录》卷十)后世经录有的模仿它的体例，有的承袭它的一些内容，有的在它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高，足见其影响之大。
仁寿二年(602)翻经沙门彦悰奉命撰《众经目录》(简称《仁寿录》、《彦悰录》、《悰录》)五卷，今存。分(一)单本、(二)重翻、(三)贤圣集传、(四)别生、(五)疑伪、(六)阙本六类，乃以《法经录》为基础补充而成。单本、重翻之下分大小乘，下又分经律论；别生也分大小乘，下又分别生、别生抄、别集抄等。分类简明而不如《法经录》的细致。《开元录》卷十曾指摘其中错误六处。
彦悰又撰有《昆仑经录》五卷，这是大业中隋平林邑所获得的佛经，共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是在多梨树叶上用昆仑文写的，有敕付棕披览，并使编叙目录，渐次译出。此录分(一)经，(二)律，(三)赞，(四)论，(五)方，(六)字，(七)杂书七类，是一部专纪昆仑文经典的目录，可惜早佚。
此时，又命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一)经，(二)疑经，(三)论，(四)戒律，(五)记。经、论、戒律中每类又分大乘、小乘、杂经三类，共十一类，与《法经》、《彦悰》二录颇相近。
唐代贞观初年(627)玄琬撰《众经目录》五卷，乃就《彦悰录》补入后来译经而成。二录均佚。
麟德元年(664)道宣撰《大唐内典录》(简称《内典录》、《宣录》)十卷，今存。凡分十类：(一)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依代记人，即是代录。(二)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内分大小乘及西梵圣贤集传，大小乘下又分经律论，即单译和重译互勘目录。(三)历代众经总撮入藏录，分类与上同，即入藏目录。(四)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是为了便于诵读而列举的要目。(五)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即佚书目录。(六)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即中国僧俗所撰关于佛教经论的注释和著作目录。(七)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即大小乘别生经目录。(八)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即疑经和伪经目录。(九)历代众经录目终始序，即唐以前经录的目录。(十)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是记一些关于经典的感应事迹，或引自古籍，或出自当代，与经录并无关系。此录大体根据《法经录》和《三宝纪》撰成，综二录的优点于一书，而无《三宝纪》中记录的真伪杂糅，也不似《法经录》的分类过于琐碎，使经录的记载和形式更加全面，在体制上有长足的进步。智升虽列举它的九误和八不然的缺点，但仍称赞它为“类例明审，实有可观”(见《开元录》卷十)。
麟德年间，静泰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简称《静泰录》)五卷。今存。乃据《彦悰录》增补唐代译经而成。
静迈撰《古今译经图纪》(简称《译经图纪》)四卷，今存。因长安大慈恩寺翻经堂中，壁画有自古以来传译缁素的图像，作者于是撷取《三宝纪》撰成此书，始于后汉迦叶摩腾，止于唐代玄奘，依时代之先后，主要记译人的事迹，附列所译各经名于传末，可以说是经录的别裁。
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明佺等奉敕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亦名《武周刊定众经目录》、《大周刊定目录》，简称《大周录》、《武周录》)十五卷，今存。分(一)大乘单译经，(二)大乘重译经，(三)大乘律、大乘论，(四)小乘单译经，(五)小乘重译经，(六)小乘律、论、贤圣集传，(七)大小乘失译经，(八)大小乘阙本经，(九)见定入藏流行目，(十)伪经，十类。此录虽名刊定，但内容杂沓，繁秽甚多，智升评它：“当刊定此录时，法匠如林，德重名高，未能亲览，但指撝末学，令缉撰成之，中间乖失，几于太半”(《开元录》卷十)。深中其弊。
开元十八年(730)智升撰《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升录》)二十卷，今存。分总括群经录(即总录)和别分乘藏录(即别录)二部。总录以译人为主，自后汉到唐十九个朝代，记载其都城、帝系、年号、译者人数、所译卷数及存阙，然后再依译人年代先后，详载所译经籍名称、卷数、译时、译地、助译人员、译本单重及其传记，并附失译各经于末，间及此土撰述。最后一卷为叙列古今诸家目录，载已佚之古代目录三十一家及现存之目录十家，于现存者详载其内容，并有所评騭。别录以经籍为主，分七类：(一)有译有本录，包括菩萨三藏录(下分菩萨契经藏、菩萨调伏藏、菩萨对法藏三项)，声闻三藏录(下分声闻契经藏、声闻调伏藏、声闻对法藏三项)和圣贤传记录(下分梵本翻译集传、此方撰述集传二项)。(二)有译无本录，包括大乘经阙本(下分大乘经重译阙本、大乘经单译阙本、大乘律阙本、大乘论阙本、大乘释经论阙本、大乘集义论阔本六项)，小乘经阙本(下分小乘经重译阔本、小乘经单译阙本、小乘律阙本、小乘论阙本四项)，和圣贤集传阙本。(三)支派别行录，即从大部中摘译单行的经典，包括大乘别生经，大乘律别生，大乘论别生，小乘别生经，小乘律别生和贤圣集传别生。(四)删略繁重录，对于同本异名或大部中摘出的经籍加以删除，包括新括出别生经，新括出名异文同经，新括出重上录经和新括出合入大部经。(五)补阙拾遗录，即旧录阙题，新翻未载的，均拾遗编入。包括旧译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及贤圣集传，新译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及贤圣集传小乘戒本羯磨和此方所撰传记。(六)疑惑再详录，记载真伪可疑尚待考订的经籍。(七)伪妄乱真录，记载历代伪经，包括本录新编伪经，《道安录》中伪经，《僧祐录》中伪经，萧齐释道备伪撰经，萧齐僧法尼诵出经，元魏孙敬德梦授经，梁沙门妙光伪造经，隋开皇《众经录》中伪经，隋仁寿《众经录》中伪经，《大唐内典录》中伪经，《大周刊定录》中伪经，隋沙门信行三阶集录和诸杂抄经。最后两卷为藏入录，分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三类。本书总录虽是承袭前人的“代录”，而于译人译经之考订、拣别，所用的功力很深，成果超出前代经录之上。别录则分类精详，颇多创例，如大乘经单重合译中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及五大部外诸重译经六类，大乘论分释经论、集义论二类，小乘经单重合译分根本四阿含、四阿含外诸重译经六类，小乘律分正调伏藏、调伏藏眷属二类，小乘论分有部根本身足论及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杂阿含、余支派论二类，皆前所未有，而为后代的楷模。所以本书在经录中，往复交织，独具特色，可以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智升又有《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即《开元录》第十九、二十卷见定流行入藏目，今存。它标明部类、译人、纸数，注有千字文次第，是藏经的排架目录。开元十八年(730)另撰有《续大唐内典录》一卷，自注即“历代众经传译所众录”部分，续载从麟德元年到开元十八年所译的经典。但现存之本，已不是智升的原书，而是《内典录》卷一抄本的残卷。智升并撰有《续古今译经图纪》(简称《续译经图纪》)一卷，增补唐代译人自智通到金刚智等二十一人，今存。
另有玄逸撰《开元录广品历章》三十卷，今存十五卷。记历代经典，尤详于唐代。每经之下具列品分子目，译经起迄年月，口传、笔受人员，可以和《开元录》相辅而行。每经列子目，是本书的特点。
稍后毋煛奉敕撰《开元内外经录》十卷，包括释道二教的经典，有序述其大旨。已佚。
贞元十年(794)圆照奉命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今存。记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译经，并载有上表、制诏、赐赉、碑文等，保存了当时很多有关佛教的史料。
贞元十五年(799)圆照又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简称《贞元录》)三十卷，今存。此书除把《开元录》全部收入外，增加特旨承恩录于“总集群经录”之前，另外补充开元十八年以后六十五年间新译入藏的众经和译人事迹，并据《续开元录》载入奏议、诏谕等文字，体例和《开元录》殊不一致。
其后南唐释恒安于保大三年(945)撰《续贞元释教录》一卷，今存。补充新编入藏的唐代译经和著述一百四十部。
此外，《长房录》卷十五载有隋《灵裕法师译经录》一卷，未详作者的《众经都录》八卷，《大周录》各卷引有《化度寺录》、《真寂寺录》、《福林寺录》、《义善寺录》、《玄法寺录》。又《法苑珠林》卷一百载有道宣撰《西明寺录》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卷三载有唐文宗时王彦威撰《内典目录》十二卷，这些书都早已散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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