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百官志》拾补
《辽史》成书仓促，辽代燕云地区继承中原行政系统之官府组织，职官名称，修史时即无完整的资料。《辽史·百官志》第三说“凡唐官可考见者，列具于篇，无征者不书”。过去金石家所著录的文献中，已有一些官名不见于《辽史·百官志》。今由房山石经的题记中发现更多的史籍以外的官名。这部分材料现在初步整理一下，把不见于《辽史·百官志》的一些职官名称列举于后，并注明其出处。《辽史·百官志》在“南面”这个大标题之下所列的官名下面常常注明某人某年曾为此官，由此可以看出本文上文所引的“无征者不书”的含义，也就是说所书的即是有征。本文注明某官名出于房山石经某经的题记，也可以说师法旧史原来的义例。
所列官名其次第大体上先散官，次职事官，再次为爵，最后为勋。每一类中又以品级高低分先后，品级高低大体上依两《唐书》官志。
崇禄大夫(即前代之光禄大夫，避辽太宗耶律德光讳，改光为崇。参看钱大昕《金石文字跋尾》卷六)见清宁九年刻《大方等大集经》卷九、卷十，大康十年刻《宝星陀罗尼经》卷七，大安二年刻《持世经》卷一，《善思童子经》卷下禉f蘤3鹱铣缏淮蠓蚣匚踔燎迥昕獭洞蟊肪砥呔拧⒁灰凰摹⒁欢罂邓哪昕獭豆庠薨闳舨廾劬肪硭模弈暝隆短铀⒒ぞ返忍饧恰�
银青崇禄大夫见重熙年刻《大宝积经》卷八五、九○、九五，大安二年刻《善思童子经》卷下，《持世经》卷一，大安四年刻《诸法本无经》卷上，无年月《摩诃般若经》卷二五，《大方便佛报恩经》等题记。
正议大夫见重熙年刻《大宝积经》卷一○二至一一一题记。
朝请大夫见无年月《摩诃般若经》卷十题记。
朝散大夫见清宁二年刻《大方等大集经》卷九，大康四年刻《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卷四，大康七年刻《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大康十年刻《宝星陀罗尼经》卷上，大安二年刻《持世经》卷一，大安四年刻《诸法本无经》卷上，大安五年刻《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大安七年刻《十住断结经》，大安八年刻《超月明三昧经》等题记。
通直郎 见大康七年刻《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题记。
承务郎 见大康七年刻《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大康十年刻《宝星陀罗尼经》，大安二年刻《持心梵天所问经》等题记。
尚书司勋郎中见大康四年刻《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卷四题记。
尚书金部郎中 见清宁九年刻《大方等大集经》卷九题记。
尚书职方郎中 见大安五年刻《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大安七年刻《十住断结经》，大安八年刻《超月明三昧经》等题记。
尚书驾部郎中 见大康七年刻《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题记。
尚书都官郎中 见大安二年刻《善思童子经》、《持世经》，大康十年刻《宝星陀罗尼经》等题记。
大理平事 见大康七年刻《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题紮f蘤3尉⊥�
使持节 见清宁九年刻《大方等大集经》卷十，大安四年刻《诸法本无经》等题记(此官名参看《新唐书·百官志》四下小字注)。
知永泰军诸军州事 见重熙十一年刻《大宝积经》卷七六、七七题记。
忠正军节度使 重熙十六、十七年刻《大宝积经》卷四二至五八题记中屡见。
彰信军节度使 重熙十八年刻《大宝积经》卷六一至七七题记中屡见。
归义军节度使 见重熙二十年刻《大宝积经》卷七六、七七题记。
安国军节度使 清宁二年刻《大宝积经》卷一一三至一二二题记中屡见。又见大安元年刻《无量义经》，无年月《阿閦佛国经》题记。
泰宁军节度 见清宁九年刻《大方等大集经》卷九、卷十题记。
静江军节度使 见大康四年刻《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卷五，无年月《摩诃般若经》卷十、卷二五等题记。
桂州管内观察使 见大康七年刻《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题记。
安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 见大安二年刻《善思童子经》题记。
永清军节度 贝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巡检安抚劝农等使见无年月《太子刷护经》题记(本条后二使衔在其他地区地方官头衔中亦曾数见，不另录)。
上护军 见大安二年刻《持世经》，大安十年刻《宝星陀罗尼经》等题记。
轻车都尉 见大安二年刻《持世经》、《善思童子经》等题记。
上骑都尉 见清宁九年刻《大方等大集经》卷十题记。
骑都尉 见无年月《摩诃般若经》卷三一题记。
飞骑尉 见大康十年刻《宝星陀罗尼经》，大安二年刻《善思童子经》，大安五年刻《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大安八年刻《超月明三昧经》等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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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骑尉 见大康四年刻《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大安二年刻《持世经》等题记。
武骑尉 见无年月《大方便佛报恩经》题记。
开国公 重熙年刻《大宝积经》卷一○二至一二二题记中屡见。
开国侯 见大康十年刻《宝星陀罗尼经》，大安二年刻《善思童子经》、《持世经》等题记。
郡侯 见无年月《太子刷护经》题记。
上柱国 重熙年刻《大宝积经》卷一○二至一二二题记中屡见。
以上是把不见于《辽史·百官志》的官名录出成篇。《百官志》虽说“无征者不书”，但有些官名见于本纪或列传的，《百官志》却并未收入。如“金紫崇禄大夫”一衔曾见于《辽史·乌不吕传》和《耶律奴瓜传》，但《百官志》却无此官名。《辽史·百官志》中收了不少“某军某使”一类的官名，这类官名中有不少包含着地名。这些官名见于本纪和列传而《百官志》未收的更是不胜枚举。案官修史书每每纪传表志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因而一书之内有时互有参差详略。《辽史》是否有这类情况，涉及古代史籍的专门问题。限于本文的性质，暂置不论。
此外，云居寺的石刻中也有几个官名不见于《辽史·百官志》，今录于下：
都署判官 见统和二十三年《重修云居寺碑记》。案《辽史·百官志》有“都部署判官”。
西头供奉官 见清宁四年《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都经记》，案《辽史·百官志》有“西头承奉官”。
都孔目官 出处同上
通引官行首 同上
前行 同上
道教徒参与刻佛经的事业
f蘤3榭淌窃刈�“大唐开元十八年金仙长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州府范阳县为石经本，又奏范阳县东南五十里上村赵襄子淀中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东接南岭，南逼他山，西止白带山口，北限大山分水界，并永充供给山门所用。又委禅师玄法岁岁通转一切经……”文末并列有“送经京崇福寺沙门智升、检校送经临坛大德沙门秀璋、都检校禅师沙门玄英”等人之名。又有《涿鹿山石经堂记》石刻，系元和年间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所撰，也记载着唐玄宗第八妹金仙长公主崇饰云居寺的事。
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都是唐睿宗的女儿，与唐玄宗为同母所生，在玄宗朝称为长公主。中宗神龙二年她们出家为女道士(此处从《金仙长公主碑》，见赵明诚《金石录》卷二七。《唐书》作太极元年)，并于景云二年建立金仙观和玉真观，土木之功，备极侈大。当时有很多臣民不以为然，朝臣如魏知古、裴漼、辛替否等曾上表切谏。
此外，长安四年所刻《观世音经》题记后面有“燕州白鹤观南岳子焦履虚”的题名。《大般若经》卷一一一刻经发起人中有“道士周藏真”的题名。同经卷四二一刻经发起人中有“道士紫雾”的题名。同经卷四三三刻经发起人中有“道士张乘鹤”的题名。
在唐代，一方面佛道两教之间不断有斗争，《新唐书》卷八三就载有佛教僧人诬陷金仙公主的师父道士史崇玄事。可是由社会上的信仰来看，又有调和的倾向。唐代的皇室自称为老子之后，可是开国之初就有大建佛寺之举。睿宗景云二年的诏书甚至有明文说“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旧唐书·睿宗本纪》)佛道两个宗教，再加上儒家的典章礼制、伦理道禉f蘤3ㄉ缁崛鲇辛Φ木裰е�
石经题记中所见的各种行业
房山石经的题记中出现一些各行各业的名称(主要是唐代的)，现在列举如下(其中有几条文字残泐或其他原因不易辩识的未曾列入)：
行业名
出现次数磨行 6面坊 1米行 1白米行 15粳米行 1小彩行 4绢行 12帛行 1丝绸采帛行 1总绵丝绢行① 1丝绵采帛绢行 1丝总行 4
新绢行
1 大绢行 6小绢行 2布行 1肉行 2屠行 4杂行 2杂货行 5五熟行 1果子行 2椒笋行
1油行 4幞头行 8靴行 1染行 1新货行 2炭行 2铁行 1生铁行 1
以上有些可能是同行异名，如丝织品的几个行业。某行业出现次数的多少，可能与该种行业资金之多少有一定的关系。一定还有若干行业因为资金有限或其他原因，未曾捐款刻经。上列各行不会是所有行业都已具备。其中丝织品行业出现次数最多，由此可以推知在唐代河北蚕桑之业很发达，是丝织品主要生产地之一。这与《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述“河北道……厥赋丝绢绵、厥贡罗绫纱”、“幽州范阳郡……土贡绫绵绢”完全符合。依照古来的惯例，贡赋物应该是当地的土产，《书·禹贡序》说过“任土作贡”。白居易《道州民》“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又唐代以绢为货币，这或者也是绢行较多的原因之一。此外推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北方有不少少数民族都倾慕中原文化，如奚、契丹、靺鞨、渤海等，其居住范围有的远达现檉蘤3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活动的范围南踰大漠、东邻朝鲜、西抵焉耆的柔然族，自北魏时起，已用汉文的年号来纪年，模仿中原设置百官(见《魏书》一○三、《北史》九八《蠕蠕列传》)。这些民族至少其上层是需要一些丝织品的。因此，幽州范阳所集中的丝织品总有一部分是供应这些地区的。我们或者可以说，现在的北京地区在唐代是另一条丝绸之路的起点。“五熟”当是熟食的总名，《宋书·百官志》“汤官供饼饵及五熟果饵之属”，《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条下颜师古注“汤官主饼饵”，尚无“五熟”之名。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出祖千夫拥，行厨五熟烹。”
这些行业名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出现于唐代所刻的《大般若经》的题记。刻这部经的年代是由唐天宝元年(742)②到辽重熙十年(1041)。开刻不久即遭安史之乱，但刻经事业并未因此而断绝，题记中有安禄山的年号“圣武”、史思明的年号“顺天”、史朝义的年号“显圣”可证。这部卷帙浩大的经典，要想刻出需要更大的财力，可以想象当时有必要动员商家出资。各行业出资所刻的石经，有的标有年代。由这些年代看来，唐天宝年间所刻最多。此后经肃、代两朝直到德宗初期，各行业所刻石经都不多见。但贞元以后又增加了一些。这或者可以反映经过安史之乱，经济凋蔽，因此有一个时期刻经事业为之不振。贞元年间所以又增多，当然与贞元一代时间较长有关，但也可能是社会上又相对地安定一些，经济又略有回升。还有丝织品行业所刻的石经，集中于天宝年间，以后就不多见。③以后出现的多是磨行、杂货行、靴行等出售日常生活必需物品的行业。这似乎也可以看出，经战乱之后，购买力减弱，售卖比较奢硻f蘤3蝗缫郧傲恕�
辽道宗之名
《大宝积经》(辽重熙二十四年刻)的几条题记中有一个辽代重熙年间的官衔和人名——“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知涿州军州事兼管内巡检安抚屯田劝农等使上柱国洪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杨晳”。这个官衔和人名在题记中出现过五次。杨晳《辽史》卷八九有传，《辽史·百官志》中这个人名也曾三次出现。案古代封爵中所包含的地名常常采取被封人姓氏的郡望，如唐代沈叔安封吴兴郡公、赵道兴封天水县子、崔玄暐为博陵郡公。杨姓的郡望是弘农，所以杨隆礼(慎矜父)和杨执一都曾封为弘农郡公，杨再思封为弘农县男。唐刘肃《大唐新语》“几封功臣，多就本土，盖欲荣之也。张良封留侯，是为成例。”可见这种习惯由来已久。
杨哲的封号中“洪农”二字无疑问即是弘农，然而为什么把“弘”字写作“洪”，是否随意用一个同音字呢？
《辽史·道宗本纪》称道宗“讳洪基”这就更引起我们的疑问。古代君主、长上的名字臣下是要避用的。上述题记的年代在道宗即位以前，但即使不避太子讳，也用不着改字以犯太子之名。况且避太子之名，史有前例，如《旧唐书·高宗本纪》“……秋七月丁己，立陈王忠为皇太子。……九月丁己，改太子中允为内允，中书舍人为内史舍人，诸率府中郎将改为虎贲郎，以避太子名……”。据《辽史》所记，兴宗重熙十二年燕国王洪基加尚书令，知北南院枢密使事；二十一年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豫朝政。此时大部分实权已掌握在洪基手中，在当时的习惯，故犯其名，不近情理。而避他的讳，则是正常现象。
《元和姓纂》卷一“本姓弘氏，避孝敬(李弘)讳，改姓洪氏。”可知为了避“弘”字，以同音字“洪”来代替，早有先例。《新唐书·王敬武传》“遣部将卢弘攻之”。《新五代史·刘鄩传》作卢洪。陈垣氏《史讳举例》卷四以为是宋人避讳改(赵匡胤之父名弘殷，当时为了避讳，弘改为洪。见《礼部韵略》)。案辽兴宗重熙与道宗清宁年间相当北宋仁宗时，讳弘之字为洪，与中原风习是完全相同的。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六称辽主之名亦曰洪基，也可能修《辽史》的人依据汉文史料。
本篇附录 兰陵郡公
辽代贵戚的爵名中常有“兰陵”字样，对本篇第一段所叙有可资参考处，现在作为附录写在下面：
《辽史·后妃传》“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宋庞元英《文昌杂录》也有关于耶律与萧姓来源的记载，比较《辽史》稍详。此外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参看赵翼《廿二史剳记》“辽后族皆姓萧氏”条)。一个非汉族的首领(阿保机)因为景慕刘邦，自称姓刘，同时把其他大臣比作萧何，让他们的宗族以萧为姓。辽代的皇后，从开国到灭亡，没有一代不姓萧(参看《辽史·太祖本纪》及《后妃列传》)。这已经是够有趣味的了。萧氏的郡望是兰陵，因此冠以萧姓的契丹族人其封爵中也常有“兰陵”的字样。如《翙f蘤3饫枷亓旯艉遗饫剂昕ね酢！剁芨ㄍㄖ�·金石略五》说，“萧氏于辽为世戚，大半封兰陵郡王，此盖即其世爵而言。南北朝齐梁二代皆兰陵萧氏，此以兰陵为萧氏之郡望，殆亦遥从其华胃欤？”实则契丹族的萧氏不过是择取的汉姓，有何华胄可言。《畿辅通志》此语殊不可解。房山云居寺的石刻中清宁七年所刻的《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记》中也有“安国军节度邢洛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崇禄大夫检校太师左金吾卫上将军使持节邢州刺史知涿州军州事兼管内巡检安抚屯田劝农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兰兰陵开国公食邑三千二百户食实封叁佰贰拾户萧维平”的名字。由史书和石刻可以看出，当时的契丹族是如何主动而热情地接受中原文化。
辽道宗之尊号
自中古以来，历朝皇帝常有在其生存时期受臣下上尊号之举。辽代也继承了这个习俗，自太祖阿保机时起，各代皇帝都有其尊号，有的不止一个。《辽史·道宗本纪》(清宁三年)“十一月……甲辰文武百僚上尊号曰天祐皇帝。”“咸雍元年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号曰圣文神武全功大略广智总仁睿孝天祐皇帝。”在未书刻经年代的《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的题记中有辽代官员的名字，而称当时的皇帝为“圣文神武聪仁睿孝天佑皇帝”。大安七年所刻的《十住断结经》的题记有“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佑皇帝”这一尊号。大安八年所刻的《超月明三昧经》所记当时皇帝的尊号与大安七年的尊号相同，只是前面多“大辽”二字。道宗的尊号，又曾见于法悟《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卷一，也与大安七年的题记全同。史书与石刻略有出入。《辽史》中的“祐”字，石经题记作“佑檉蘤3侍猓拮闱嶂亍！读墒贰分械�“总”字，石经题记作“聪”。仁而称总，不知有无典据，似乎“聪”字较长。稍有不解的，道宗大安七年(1091)上距咸雍元年(1065)已有二十多年，按照往例，尊号的字以多为胜，年代越在后的字数越多。可是石经题记年代较后的尊号却比史书所记年代较早尊号少“广智”二字。把较早的尊号减去两字这就等于臣子说皇帝之智不广，于理难通。若是在石刻中把皇帝的尊号不慎漏掉两个字，似乎过于轻率。这在封建时代都是触忌的事。清朱彝尊《曝书亭集》中“辽云居寺二碑跋”一文以为房山云居寺的辽碑碑文所称辽圣宗的尊号与《辽史》不符而疑史书有误。现在又由石经的题记中发现同类的问题。不敢断言孰是孰非，姑且撰文志之。
辽代石经的书手
清末叶昌炽《语石》卷一云“辽碑文字皆出于释子及村学究，绝无佳迹。”案此语过甚。我们现在从房山云居寺的碑文和石经的题记中可以看到，辽刻石经的书手有不少人是在当时科举中中过第的。如：
《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题：幽州乡贡进士郑熙书并篆额(厉鹗《辽史拾遗》卷二十一，《补王正列传》条作“前乡贡进士郑熙书”。初以为“前”字难解，嗣检佛教协会所藏此碑拓片，此行颇有残损。然“州”字尚清晰，“幽”字亦依稀可辨。乃知昔人误认“幽州”二字为“前”。)
《摩诃般若经》卷四十
题：进士刘择庸书
《光赞摩诃般若经》卷七 题：安次县乡贡进士刘子庸书
《大明度无极经》卷二
题：殿试士祁纯一书
《大方等大集经》卷十二 题：乡贡进士刘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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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经》卷三
题：殿试白公裕书
《普曜经》卷五 同上
《力庄严三昧经》卷中
题：乡贡律学张贞吉施手书、同经又一条石刻题：析津府乡贡进士张角施书
《观佛三昧海经》卷三
题：题进士刘仲荀施手书(案《汉书·地理志》清河郡有题县。颜师古注，“古莎字。”)
过去的金石家没有看到过这些石刻，因此有一些不精审的言论。其实过去的书册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如上文中所举的郑熙和王诠，叶氏以前的金石书籍和史学书籍都曾经著录过。又如游智开的《永平府志》也记录过滦州西南薛家庄辽代咸雍十年所建的碑。碑文是乡贡进士王庆廷撰、乡贡进士李文治书。此志行世在叶氏之前，可见叶氏对于书册记载也有阅览未广或疏忽之处。
至于谈到辽代石刻的书法，前代学者也有不同于叶氏的议论。武亿《授堂金石续跋》卷十二论《云居寺供塔灯邑碑》说，“碑前列崇教寺沙门行鲜撰，后列阳嵠沙门圆融书。……圆融书势深似李北海，辽刻佳本，可宝也。”又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卷六说，“右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知州军事耶律劭撰文，沙门恒劬正书。碑阴记则恒劬撰文而劭篆书。……字画完好，小篆尤工，不减梦瑛党怀瑛也。……”看来辽代书法当然不及唐代，但若如叶氏所云“绝无佳者”，似乎又有些过甚。本人不解书法，姑异志说于此。
书手之一张贞吉的头衔是“乡贡律学”，据《新唐书·选举志》律学在唐代为六学(或作七学)之一。这事似可说明，辽代选拔培养人材的方法，大致沿袭唐代之旧。但据《辽史》卷八九的记载，耶律庶箴的儿子蒲鲁“重檉蘤3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那么，科举只是为汉人(或已汉化的其他民族人士，如渤海大公鼎)而设。检《辽史》和房山石经的题记，由进士的姓名看来，他们都是汉人。《契丹国志》卷二十三“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石经的记载可以证明《国志》之说可信。
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六《补选举志》中引《易州志》“保宁九年、进士易州魏理，统和二年、魏上达，五年、魏元真。”又引《涿州志》“王吉甫涿州人，天庆二年试律学第一，除参军。”共补四人。若依据房山石经题记还可以补九个人。
注：①“总”也是丝织品名。《周礼·春官·巾车》“重翟锡朱总”。岸注“总青黑色，以缯为之。”
②《大般若经》卷九的题记标明天宝元年刻，这是该经题记中第一次出现的年号。前九卷也可能都是天宝元年所刻，也可能开始镌刻的时间更早一些，即开元之末。《大集经》于开元二十九年刻成，《般若》之刻当不早于此年。
③《新唐书·藩镇卢龙列传》载德宗时朱滔的裨将蔡雄曾说“本镇常苦无丝纩”，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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