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房山石经是我国甚至是世界上的最巨大的文物宝藏之一。儒家经典自东汉嘉平年间以来也曾几次鐫刻为石经,但以数量而论,保存到现在最完整的唐代开成石经也不过一百几十卷;而且屡经后世的窜改。(清代的乾隆石经不过是东施效颦,不能算数。)现在初步计算,房山石经共有九百多部三千多卷。其中一部《大般若经》就比儒经的总数多几倍。在全国范围内,当是数量最大的文字铭刻。不知道在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规模与之类似的石刻典籍。而且这些石经锢封于山洞之中,埋藏于砖塔之下,虽有不少残泐,但就百分比而言不算很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数百年乃至千余年前的原状。
房山石经除了它在佛经校勘和研究历代书法演变等方面,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它还有一点可贵之处,即有些经石上附有题记。这些题记记载着刻经的年代、发起人等等。其中还有短篇的文章。以年代而论,唐代的题记最丰富,辽代次之,金代又次之,元、明、清三朝则一般只有简短的题名。这些文字有的可与古籍相印证,如新旧《唐书》记载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被他的儿子刘总所害,后来刘总即得了精神恍惚之症,只有住在佛堂中心神才略为安定,后来终于出家为僧。题记中记载刘济发起所刻经典很多。由此可知,刘总之事佛,有其家庭的传统。又如《辽史》中的《兴宗本纪》和《道宗本纪》各有崇奉佛教的记载若干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说辽兴宗“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苏辙曾在道宗时出使于辽,在他的《栾城集》卷四十一《北使还论北边事剳子》中也说:“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輙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现在我们从房山石经题记来看,辽代的刻经也以兴、道两代为多。题记中有些记载可以补史之阙文,正文中主要是讲这些问题,此处不再举例。
房山石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利用这份遗产。
本编中的几则剳记,只是初步的探讨。深入的研究,有待于当代或未来的高明之士。
对河北北部唐代藩镇史料的补充
房山石经题记有当时一些刻经发起人的姓名,这些人有的就是当时的节度使(名义上常常是副大使,因为节度使这个虚名往往由亲王担任)。史书中对当时藩镇的记载有时不够详明,题记中所保存的资料能起补充作用。
例如,其中载有幽州卢龙地区的几个节度使的全衔都比史书所记完备:
刘济 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见贞元五年刻《法华经·序品》题记。案“支度”与“度支”含义稍有不同。《旧唐书·百官志》“度支郎中”条下云“凡天下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
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使□□□部尚书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见贞元六年刻《大般若经》卷三一○题记)
幽州卢龙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待中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见元和四年刻《大般若经》卷四三一、四四二、四四三等题记)
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管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等使特进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见无年月《大般若经》卷三九一题记。《全唐文》卷五○五及《权载之文集》卷二十一有《故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一文,题目中所列大概是刘济最后的官爵,可以参看。)
杨志诚 幽州卢龙节度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见无年月《父母恩重经》题记)
史元忠 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等使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见开成三年刻《善恭敬经》、《胜光天子说王法经》题记)
起复守左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检校司徒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见开成五年刻《沙王五愿经》题记)
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司徒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见无年月《卢至长者因缘经》题记)
张允伸 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见大中六年刻《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题记)
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见大中七年刻《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题记)
起复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兵部尚书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见大中八年刻《普法义经》、《应法经》、《广义法门经》、《尊上经》及大中九年刻《金色王经》题记)
使起复左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见大中十年刻《大乘百福庄严经》、《最无比经》题记)
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见大中十一年刻《内藏百宝经》、《出生菩提心经》、《大方等如来藏经》、大中十二年刻《文殊师利行经》、《缘起圣道经》、《希有希有校量功德经》、大中十三年刻《十吉祥经》、《长寿王经》、《金刚三昧本性清净不坏不灭经》、《师子月佛本生经》、《妙色王因缘经》等题记)
幽州卢龙节度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见大中十四年刻《普法义经》、《琉璃王经》、咸通二年刻《相应相可经》、《长寿王经》、《父母恩难报经》、《受岁经》等题记)
幽州卢龙两节度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见咸通三年刻《延年益寿经》、《圣意经》、《浴像功德经》、《受岁经》、《造立形相福报经》、《作佛形像经》、《仙人不食肉经》等题记)
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清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见咸通三年刻《药师琉璃光本愿如来经》、《造塔功德经》、《实相般若波罗蜜经》、《诸佛心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题记)
长史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清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见咸通四年刻《作佛形像经》题记)
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清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见咸通四年刻《文殊师利问菩提经》、《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华积陀罗尼神咒经》、《大方等修多罗王经》、《大乘百福相经》等题记)
此外,有些节度使(包括其名字不见于石经的)的事迹等方面题记中的材料,对于史书可作补充或左证。例如:
《旧唐书·李载义传》在大和三年以前的记叙说载义“累破贼军,以功加司空。”《新唐书》不载此事。而大和二年所刻《鸯掘摩经》和《金刚三昧经·序品》的题记说:“奉为司空敬造”,又同年六月十一日所刻《大般若经》卷四六二的题记也说:“奉为司空庆寿日敬造”。因此知道《旧唐书》所记是可信的。
《旧唐书·杨志诚传》记载幽州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杨志诚在大和七年转检校吏部尚书,可是他还不满足,扣留朝廷使者,不接受这个名义。朝廷采纳了裴度的意见,对他迁就,加封为尚书右仆射。《新唐书·藩镇卢龙列传》则说杨在大和四年驱逐了节度使李载义,“俄检校工部尚书,擢节度副大使。踰年,进检校吏部。”接着就叙述杨不满意,朝廷改授检校尚书右仆射。照《新唐书》的行文看来,似乎杨志诚任尚书右仆射是大和五年的事。可是,《七俱胝佛大心准提陀罗尼经》的题记有“节度押衙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太子詹事使持节莫州诸军事兼权莫州刺史兼监察御史充本州团练唐兴军使知子州事杨志荣”“奉为尚书敬造”的记载,时间是大和七年四月八日。还有杨志荣也是为“尚书”造的《百佛名经》,所题年月为“大和癸丑岁孟夏月”。癸丑亦即七年。由题记可见《旧唐书》的记载比较明确一些,即直到大和七年四月,杨志诚还未得到仆射的头衔。有一点另人稍感不解的,即全部石经题记中没有称杨志诚为仆射的。按常情推测,为某人刻经,其用意乃是取悦于该人。但何以升了仆射之后,反而不把这个更大的官衔刻上去呢?还是史书的记载有问题,还是有其他原因(如升为右仆射之后不久即被逐,在此短期间内未曾刻经),就不得而知了。
又如,关于继杨志诚为节度副使的史元忠,两《唐书》记载得都很简略,没有为此人立专传,他的事迹仅仅在杨志诚传中提几句。而在房山石经的题记中对此人的生平可以得到一些比较重要的补充。
①据史书的记载,史元忠任节度使的年限是从大和八年,中间经过开成年,到会昌初年。房山石经中开成四年所刻的《太子和休经》和《敬福经》的题记都说明是为“司空”造。纵览石经的全部题记,这些最高级的官衔都是属于当时当地的节度使的,而并不是属于身在京师的哪个朝臣。因此,除由上文所举的史元忠的全衔之中知道他曾有“司徒”、“右仆射”等头衔之外,由此条还可以知道他曾有过“司空”的称号。这种属于“三公”一类的头衔史书上都遗漏了。
②有一条会昌元年所刻的《金光明经》的题记,其中有“卢龙留后兼殿中侍御平州刺史兼监察御史充使持节平州诸军事摄光祿大夫检校太子宾客马步副都兵马使银青宣德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右差摄瀛州司户参军史弘仁”的题名。按两《唐书》都说史元忠于会昌元年为偏将陈行泰所杀,行泰又为次将张绛所杀,张绛又为军中所逐,最后朝廷任命张仲武为节度使。从史书上看,中间经过一段异常混乱的时期。由石经题记的这条材料看,史元忠死后,史氏家族还推出一个人来任“留后”,可是史书对这段事并无记载。
③由石经题记可以看出史元忠特别重用同族的人进行统治。历任节度使每每用其弟兄或其他族人担任节度使下面的重要职务。例如《大般若经》卷四六二——四六四的题记记载着“涿州刺史使持节充永泰军营田团练塘南巡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载宁奉为司空庆寿日敬造”。这个李载宁无疑是李载义的弟兄。又如大和六年所刻的《随求陀罗尼神咒经》记载着刻经发起人是“节度押衙开府仪同三司行左金吾卫大将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詹事兼监察御史知子州事杨志荣”。此人无疑是杨志诚的弟兄。又如咸通四年所刻《浴像功德经》的题记记载着刻经发起人是“使持节前守蓟州刺史静塞军营田团练等使蓟檀平三州马步都横巡使涿州诸军事守涿州刺史充永泰军营田团练等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清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张允皋”。此人是张允伸之弟,见两《唐书·张允伸传》。还有《大般若经》卷四七二的题记在允伸的名字之下列有“御史大夫允行”之名。由此可知,任人唯亲是当时藩镇中普遍流行的现象。可是无论哪一任都不如史元忠这一任那样突出。现在把见于房山石经题记中的那个时期担任官员的史家人及其官衔列举如下:
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史再荣涿州刺史使持节涿州诸军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充永泰军营田团练塘南巡等使兼侍御史史再新
监察御史史元宽
监察御史史元直
监察御史史元迪
监察御史史元建
监察御史史元宗
以上见开成三年所刻《大般若经》卷四七○。其中史再荣在开成五年还有“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瀛州刺史知子城事”的头衔(《金光明经》题记)。史元宽在会昌元年还有“马步副都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平州诸军事摄平州刺史充卢龙留后兼殿中侍御史”的头衔,同时史元迪还有“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的头衔。史元建还有“守妫州刺史充清夷军使兼御史”的头衔(以上三人分别见于《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尊上经》、《观弥勒上升经》的题记)。此外,上文所述的史弘仁在会昌元年还有一个头衔是“宣德郎试左金吾卫兵营参军右差摄瀛州司户参军”(《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的题记。此处所举会昌元年的几个人的官衔,当是在史元忠被杀以后,因史元宽的头衔中有“留后”字样。想来是史元忠死后,或者有一个短暂期间,史家人还在掌权,而且其中一些人得到升迁。但会昌元年史弘仁兼作“留后”(上文已提过),会昌元年两个“留后”表现于题记上所载的日期都是该年四月八日。按四月八日是佛教的节日,可能不是实际刻石的日期。史元宽与史弘仁这两个“留后”,日期应有前后(同一日期不应该有两个“留后”),或是史家内部也有斗争。文献不足,只好存疑了。
④开城三年刻的《善恭敬经》的题记中标明刻经发起人史元忠的名字及其全衔。随后刻有“卢龙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殿中侍御史寇公嗣”所撰的文章。文中称颂“幽州卢龙两节度右仆射杜陵史公”。与文前的史元忠的全衔(已见于上文)对照,此处所谓“史公”,无疑就是史元忠。开成五年刻的《沙王五愿经》的题记中也有“今我大司徒幽卢两师杜陵公”的称呼,此文也是寇公嗣作。史元忠的名字和全衔都置于文后。又不著刻经年代的《卢至长者因缘经》的题记中“卢龙节度巡官宣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周曈”所撰文章中也提到“我大司徒杜陵公”。史元忠的名字和全衔也是置于文后。两《唐书》都不曾说史元忠的籍贯,可是这里却说他这一族出生于杜陵。按杜陵是史姓的郡望之一,后汉史崇即是杜陵人。史嶷《晋山阴候史府君神道碑》也说史宪的上世是杜陵人(《全唐文》卷二七六)。赵明城《金石录》卷二十七载有书手“杜陵史怀则”之名。检由南北朝到中唐的正史记载,籍贯为杜陵而姓史的人,只有一个隋代的史万岁。此人《隋书》卷五二有传。其人一生重要事迹如下:
他父亲名静,是北周的武将,平齐时战殁。因万岁是忠臣之子,所以拜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太平县公。在讨伐尉迟迥时,他曾立过战功。受尔朱勣的牵涉,发配到敦煌,甚为突厥人所畏服。曾参与平陈之役,以立功加上开府。曾从杨素讨伐高智慧。曾征伐过南宁的爨翫,后因受讚言被除名。征伐过突厥,立有战功。因杨素进谗言而被杀。
如果题记中所云杜陵不是出于依托,那么很可能史元忠史万岁属于一个家族。史万岁的一生的主要事迹是立有战功,象史元忠这样的一个人是乐于称道他的。但这都是一些揣测,因为未发现这方面可作直接证据的材料,不能作出断言。
如今想在此处简短地谈谈一个问题。有人以为唐代设置节度使是实行分封制。这是一种误解。唐太宗曾很想实行分封制,但为大臣长孙无忌等所抵制而未能实现。古代有的史部书籍把藩镇归入封建一类,也许是为了归类的方便,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中有“唐天宝以后藩镇”和“唐末藩镇”条(卷二七六)。实际上节度使仅仅在现象上与分封制有有些类似,实质根本不同。如果有了名副其实的诸候国,那就用不着节度使。节度使母宁说是州县制的产物。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序录》说,“唐节度诸使皆为差遣,凡除授者必带京职。节度初授资望浅者则加左右散骑常侍,资望深者则加尚书仆射。平章、中令、侍中、三公、三师皆可特予。平章以上遇大诏敕且可系衔,同于真相。”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八也说,“案节度、采访、视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资之崇卑……。”如此说来,节度使在名义上都是朝臣。在房山石经题记中,有不少唐代节度使的全衔,衔中都包含着“京职”的名称。藉此可以看得更消楚,节度使的性质与秦以前的“诸候”根本不同(晋朝诸王常常既有封土又兼带文武官职,但那已是不完整的分封制)。诗文中有时称节度使为“诸候”,那是文人沿用旧名。节度使闹独立性那是因为中央政权由于种种原因被削弱以后不能控制武人,而不是制度本身许可割据。节度使也并不是都与中枢对立或闹独立性。平定淮西的裴度、李愬都是节度使,却并不是据地自雄的人物。节度使有时世袭也不是制度本身中的问题。唐末地方官如刺史死后也有由其家人或部下迳自继承的(参看《新唐书》昭帝、哀帝本纪),因在唐朝将要灭亡时,连州县都不能控制了,不能因此说到了唐朝末年州县是分封制的东西。
由石经的题记中可以看出这些节度使还是以受朝廷宠幸为荣。刘济比较靠拢朝廷,史有明文。在房山的石刻中有刘济颂扬皇帝并为之祝福之词。史元忠和张允伸的头衔中都有“起复”字样。所谓“起复”,是指遭父母之丧时,不必等守制期满,即依旧出来做官(一般是守制期间暂停官职)。这在当时是表现朝廷对此人的倚重。《旧唐书·张说传》载:“景龙中,丁母忧去职,起复授黄门侍郎,累表固辞,言甚切至,优诏方许之。是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而说固节恳辞,竟得终其丧制,大为识者所称。”而史、张等人在其官衔上加“起复”二字,借此表示朝廷看得起他。反过来说,这些节度使,虽然极其跋扈,也还是重视朝廷的“恩命”。
另外一面,有些节度使的叛乱活动,在石经中也有所反映。除掉在《大般若经》的题记中曾发现安史的圣武、顺天、显圣等伪年号而外(题记中无天宝十五年与至德年号),还在该经卷二一四的题记中看到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僭位称大秦皇帝时的“应天”年号。案朱泚离幽州入朝以后,曾得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司空”、“太尉”等高级官衔。又曾出任陇右节度使(或作副大使)、凤翔尹、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但始终保留“幽州卢龙节度使”这个官位。过去以为朱泚僭位以后,政令不能周遍于“三辅”,其弟朱滔当时虽在燕、蓟、贝、魏一带有所活动,但关于幽燕地区奉用伪年号、史无明文。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一方面朱泚虽早已入长安,但始终与幽州保持关系。更重要的,朱滔在朱泚入京以后,一向是幽州卢龙地区的军政长官。朱滔蓄不臣之心在泚僭位以前。朱泚称帝后,立滔为皇太弟。在此以前,朱泚册其兄之子朱遂为太子,但既有皇太弟之封,也就有兄终弟及之可能。那么,滔之拥泚,也就不仅仅是由于手足之情了。
〔附识〕对于这些节度使们长长的官衔,有些人士也许感到头绪不清。现在略作解释如下,这对阅读以下讲职官的两篇也有些帮助。
唐代的官名,可分四大类:一、职事官,二、散官,三、勋,四、爵。其中只有“职事官”是表示实际的官职(当然职事官也有不少是挂名的,但不是设置的本意)。“散官”意思是没有固定业务的官,实际上用以表示品级。“勋”表示军功。“爵”基本上是沿袭上古的几个爵位,以此表示尊荣。陆贽《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陆宣公集》卷四)说,“虽以类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务而授俸者,惟系于职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贤德。此所谓施实利而寓之虚名者也。其为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资荫而已。以驭崇贵,以甄功劳。此所谓假虚名以佐其实利者也。”
现在以本文开头第三个官衔“幽州卢龙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侍中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为例。这个长衔的前一半表示刘济身兼幽州和卢龙两地的节度使、支度使、营田使、观察处置使、押奚契丹使、经略卢龙军使。这些都是职事官。“开府仪同三司”是“散官”,等级是“从一品”。后一半“司徒”和“侍中”本来都是职事官名,“司徒”是“正一品”,三公之一;“侍中”为“正二品”原是门下省长官,宰相之职。此处这两个官名,也就是此人所带的“京职”,实际也只是用以表示地位之尊崇。“上柱国”是勋。“彭城郡王”是爵。
上文还出现过“检校”、“守”、“行”等术语。“检校”表示不是实授。杜佑《通典·职官一》“检校、试、摄、判、知之官”下小注说,“……检校者,云检校某官,皆是诏除,而非正命。”《旧唐书·苏味道传》称,“延载初,历迁凤阁舍人,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寻加正授。”“守”与“行”是相对之词。《旧唐书·职官志》谓“《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即是说某种品级的散官担任某种职事官,如果职事官高于散官的品级,那就称“守”;若是职事官低于散官的品级,那就称“行”。
哪些是散官,哪些是职事官,等等,乍看之下常常不易区别。不是专攻这个问题的人只要查查“正史”的官志和其他史部的书籍就可以知道了。
两《唐书》官志拾补
《新唐书·百官志》说,“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然是时已有员外置,其后又有特置、同正员。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则罢,或遂置而不废。其名类繁多,莫能遍举。自中世以后,盗起兵兴,又有军功之官,遂不胜其滥矣。故采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及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著于篇。”由此看来,《新唐书》的著者所接触的官名,比《百官志》所收的官名要多,但经过选择之后,有的官名不予收录。其所以不收的原因,著者已讲得相当清楚,即有些官名是非正式的,而且名目繁多,收不胜收。《旧唐书·职官志》虽然未曾明言有些官名不收,但其内容在官名方面与《新唐书·百官志》并没有过大的差别,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其收录也是有去取的标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一以为“新旧官志皆据开元六典”,那么《六典》以外的官名当是不受重视的。
房山石经题记中所出现的唐代官名有些不见于两《唐书》官志,两《唐书》的著者不收某些官名虽然有其用意,但我们现在看来,这些官名都是正史以外的史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把它汇录下来。
本篇与下篇虽然同名“拾补”,但实际情况不同,修篡《辽史》时,苦于史料不完备,因此有些历代相传的一般官名远远不够全面。两《唐书》的著者则是把一些史料放弃。在本篇中处理这些官名的办法因之与下篇也不相同,下篇仅仅是列举史志未收的一些官名;本篇则是迻录见于该条题记的全衔。所以有不相同的处理方法,是因为下篇所收的官名一般说来是习见的,其官阶大小一般可以看出。本篇所录官名若是单独地举出,大部分就不易看出其品级之高低。
还有,本篇所收官名仅仅是不见于两《唐书》官志的,不但未曾博览群书以定去取,而且连两《唐书》其他部分也未曾对照比较。有些官名有研讨的价值,如下文所列的“押衙”一职。史书的官志虽然没有,但据《旧唐书》卷一八○《张允伸传》“允伸世仕幽州军门,累职至押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此处的“押衙”,看来是个军事机关中等以上的职官。房山石经题记中所出现的“押衙”看来是节度使官署的官员,其等级可以达到正三品。据我所接触到的书籍,记录“押衙”这一官名最多的,是日本国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由这部书所记看出,好像是外国旅客过境常常需要请求押衙的许可。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待于来日的探讨。
现在列举这些官名如下,较长的官衔中下面加着重点的是不见于两《唐书》官志的。较短的官名因整个那一条都不见于官志,就不加任何标识了。
诰幽州持节经略镇守大使见先天二年刻《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及《佛名经》题记
幽州节度巡游奕烽铺使汝州梁小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赏绯鱼袋上护军 见乾元元年刻《大般若经》卷二○五题记
涿州□将李宏管下官使节 见大历十一年刻《大般若经》卷二一四题记
易州游迹使 见大历年刻《大般若经》卷二四四题记
檀州密云县百人将镇军大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试太常卿上柱国 见贞元年间刻《大般若经》卷三六一题记
〔案〕由这一官衔可以看出另外一种情况,即唐代有时卑官得高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一“旧官志叙首”条说“唐制多卑官得高阶”。又说“上柱国乃勋最高者,唐制勋既无定,有以至卑之官得此勋者。”此处这个军官虽然不算“至卑”,但够不上上柱国的条件那是很显然的。本篇下文还有“上柱国”这个头衔,情况都类似。可以作王说的佐证。
讨击使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见大和元年刻《佛临般涅槃略说教诫经》题记
亲事散将 同上
乐营使 同上
堂前亲事马使 见开成三年刻《护诸童子陀罗尼咒经》题记。
节度要藉兼衙前东库 见开成三年刻《佛说鬼子母因缘经》题记
堂亲事兵马使 同上
内衙马军将堂前亲事知宅事 见开成四年刻《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
马步副都兵马使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平州诸军事摄平州刺史兼监察御史充卢龙留后兼殿中侍御史 见会昌元年刻《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题记
节度押衙使持节守檀州刺史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 见大中十三年刻《蜜多心经》题记。
使宅散虞侯 同上
突将 同上
先锋马军副将 见《阿难七梦经》题记。
节度衙前散虞侯 同上
内衙将 同上
南衙将判官 同上
衙前散将 同上
节度押衙充右制胜院押衙知营田事
随使兵马使
马步使
横政马步都将
直头
随从押衙 以上六条见于一块唐代的题名碑,石洞内外有些石刻上面仅仅有一些人名,而无经文。一定是为表示他们的信仰而刻的。这些人名中少数带有官衔。
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使持节守蓟州刺史蓟州诸军事充静塞军营田团练等使蓟檀平三州马步都横巡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清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见咸通三年刻《药师琉璃光本愿如来经》题记。
节府师都督 见无年月(以刻石前后次第知是唐刻或辽刻,下同。)《造立形像福报经》题记。
中军院亲事 见咸通九年刻《大般若经》(卷数残泐)题记。
中军院厅上随仗马军子弟 同上
讨击使大中大夫殿中监 见乾符四年刻《大般若经》卷四七七题记。
幽州节度行营鷰案巡检将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勾当使帐设库御史 见中和二年刻《大般若经》卷四八二题记。
左厢通引御史中丞 见中和三年刻《大般若经》卷四八一题记。
节度押衙遥摄防御军使中散大夫试太子宾客 同上
随使押衙遥摄归顺州刺史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国子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同上
前北城马步都将银青光祿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 见中和四年刻《大般若经》卷四八○题记
此外,有些云居寺中的石刻,即原来在洞外的一些碑记,其中也包函一些官名,现在择其不见于两《唐书》官志的录在此处:
幽州节度卫前讨击使□□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 见元和四年《涿鹿山石经堂记》
下随踪押衙 见咸通六年“归义县魏惟俨等题名”
廉察使相国 见咸通八年《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
左相第二将权引军将散副将 见乾符二年巡礼碑又
唐代所刻石经的题记中,曾出现“南院”一词,现在略论如下:
《辽史·百官志》说,“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又枢密院也分南北,北院主要管军事,南院主要管民事。此外大王院和宣徽院都分南北。但以上几个院都属于“北面”。《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都不载“北南院”之名。可是房山石经《金刚三昧经·序品》的题记中有“南院驱使官崔弘庆”的题名,《心经》的题记中有“前南院驱使官赵潭存”的题名。以上二石都是唐大和二年所刻。又《大般若经》卷四六八的题记中有“南院驱使官时钧”的题名。此石无年月,但按前后各石的次第而观察,此石当是开成元年所刻。由此可知,“南院”之名唐代已有,辽代的官制在这一点上仍然是因袭唐代。
处于西陲的西夏,也有“南院”之名。史广成《西夏书事》卷二十“嘉祐八年,夏拱化元年……谅祚使石方入献,称宣徽南院使……”。《宋史·西夏列传》也记载这件事和这个官名。又居延出土《天盛年所定律令》第十章所载职司名称也有“南院”。
唐代的“南院”其职掌究竟是什么呢?现在未敢断言。《新唐书》卷二一一《王廷凑传》“置南北供军院”。上文所述唐刻石经题记中的“南院”是否这一类机构的省称?似乎也有可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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