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是一个佛教文化学术机构，清末安徽石埭杨仁山居士(1837—1911)创办。他学佛以后，感到当时的明刻书本藏经《嘉兴藏》版已毁于兵火，无书流通，乃发起组织金陵刻经处，重刻新版，以飨读者。1866年创刻了第一部书《净土四经》。刻经处的今址淮海路35号，原是他自建的住宅，1897年施舍给刻经处，只是当时的大门在延龄巷，现改在淮海路。
　　我国佛教到了清末，宗风衰歇，义学消沉。杨仁山创办刻经处，注重学术，提倡研究，门下人才济济，谭嗣同善华严，黎端甫善三论，桂伯华善密宗，法相唯识之学有欧阳竟无、章太炎、孙少侯、李证刚、梅撷芸、蒯若木等，而欧阳竟无后来创办支那内学院，更发扬光大了杨仁山的事业。至于谭嗣同、章太炎及其他从游的如汪康年、夏曾佑等都是一班主张革新人士。所以杨仁山的佛教学术活动不仅在佛教中重振义学之风，也对我国民主维新运动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杨仁山广事寻求藏外逸书。1878年他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于伦敦结识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后托他在日本寻回中国久佚的隋、唐古德注疏，如《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等，刻印流通，使旧义复明，贡献殊多。同时对日本编印《续藏经》供应所缺典籍，对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应有的作用。又赞成斯里兰卡人达摩波罗办“大菩提会”以兴复印度佛教；他自己在刻经处创办僧学堂“祇洹精舍”，自讲佛学，聘苏曼殊教梵文、英语，以培育人才作赴印宏法的准备。这样又与印、斯佛教界发生过联系。
　　所以金陵刻经处在国内和国外佛教界中均享有很高声誉。
　　杨仁山刻经，寓抉择于甄综宏通之中，后在大藏中选出要籍，订编《大藏辑要目录》，计划选到460种，3.300余卷，惜还差五分之一未能刻齐，他即于1911年逝世。
　　杨仁山逝世前一日，即将刻经处事业嘱累其弟子欧阳竟无、陈穉庵、陈宜甫三人，分任编校、流通、交际之职；并预定召开佛学研究会，集议推选金陵刻经处董事会以维护刻经处。会议未终，得报居士已安详而逝。深柳堂后墓塔，于1918年建成，即是依照他“经版所在，灵柩所在”的遗言。
　　欧阳竟无负责编校，于双塘巷设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讲学刻经。就学的有邱檗、吕澂、黄忏华、陈铭枢等。到1922年，在公园路创办了支那内学院。
　　陈穉庵负责流通，也管全处经济，于1918年去世。继任之人，曾由董事梅撷芸、蒯若木先后负责，他们都任有公职，不能负实责而另委人代理，只在经济上尽资助维护之责，曾维持一段时期。中经军阀混战、日军侵略以至抗日胜利国民党政府重据南京，金陵刻经处几经风雨飘摇，已奄奄一息。1947年，董事会虽曾一度集议，推出陈宜甫专责主持刻经处。但终因资助乏人，经济困难，只得遣散职工，剩下自己一人留守。
　　解放以后，到1952年，陈宜甫去世，刻经处残局也难持续。杨仁山后人杨立生、雨生等担心这一事业就此中断，因刻经处与上海佛教界素有关系，遂向赵朴初居士告急，经过协商联系，在上海佛教缁素大德中选出圆瑛等25人，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公推赵朴初为主任委员。亦幻、游有维副之，林子青为秘书。并决定派徐平轩到金陵刻经处主持处务。在人民政府和各方善信的支持下，才把刻经处从破败残局中挽救过来，获得更生，恢复工作逐步展开。1953年，吕澂结束了支那内学院蜀院后，来南京继续研究工作，因与刻经处渊源关系甚深，又受中国佛协委托就近领导业务，规划指点，刻经处事业就更加发展，原支那内学院收藏的文物和欧阳竞无的手稿等也均交刻经处收藏。
　　刻经处恢复工作，首先是房屋的收回和修建。刻经处原有基地六亩多、房屋60多间。后以业务衰落，余房被占住或出租，住户竟达32家之多，成一大杂院。其中有杨氏后人三户，一直未能解决。幸得安徽至德周志俊、叔迦兄弟将常府街47号祖宅施舍刻经处为扩充业务之用，才能将其前进房屋安排杨氏后人迁往，将刻经处内占住房屋一起收回，解决了遗留多年的问题。房屋收回后，经过修缮、扩建，塔院、深柳堂、经版房、办公室、刻印装订工作房、流通处、文物图书展览室、接待室等才焕然一新。庭院中则艺种花草、栽培树木。虽深柳堂前的水池已经填平，然周墙植柳，垂丝飘拂，风景不异当年。1954年赵朴初为“深柳堂”题额，附以跋语，追怀杨仁山居士讲学遗迹，引人深思。
　　其次是经版的收集和整理。经过整理，刻经处原十间经版房内藏有经版47.300余片，大都是杨仁山、欧阳竟无选编校勘的刻版。更有图像版18种，是杨仁山参考《造像量度经》及净土诸经，审定章法刻成，华妙庄严，别具风格，乃佛教艺术珍品。1954年起，又陆续运来江北刻经处刻的经版22.900余片(江北刻经处是和杨仁山共同发起刻经的郑学川出家名妙空所办)，支那内学院的14.300余片，北京、天津刻经处的23.600余片，北京三时学会的2.200 余片，苏州玛瑙经房的3.800余片，苏州洞庭西山祇树庵的1.600余片，常州天宁寺的29.400 余片，共计达155.000余片。为了庋藏这些经版，遂在处内增建房屋，辟20间经版房仍不敷用，只得把天宁寺的经版寄藏在毘卢寺内。另有内学院的《藏要》纸型2.624片、上海普惠藏的《华严疏钞》等纸型6.585片，也运来收藏。经过整理，除纸型和残缺较多的版未能印刷流通外，其它均编入流通目录，印刷流通。
　　三是刻版业务的重兴。解放前，因善信捐刻《大藏辑要》的愿款于1922年用完，刻经处的刻版业务，早就停止下来。解放后，于1953年起重新招聘刻工十余人，恢复刻经业务。先刻《比丘戒广颂》，继补刻齐《大毗婆沙论》、《顺正理论》未完部分，后为出版《玄奘法师译撰全集》校刻《俱舍论》、《法蕴足论》、《大唐西域记》等，凑齐《全集》，印刷流通，受到佛教徒和学术界重视，各地大学和图书馆竞来洽购，印度梵文大学且来购去刻经处藏版的经书图像全份。刻经处的刻版业务也于中辍三十余年之后重行恢复。
　　由于金陵刻经处是全国性的佛教文化学术团体，从1957年起确定为中国教佛协会事业单位之一，各项业务，更加发展，蒸蒸日上。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刻经处遭到严重破坏，经版散乱在地，文物劫夺一空，人员下放劳动，工人尽行遣散，房屋均被占用，业务全部停止。幸国务院来电，制止焚毁经版。主事人徐平轩回安徽石埭原籍，于1967年病逝。刻经处又一次濒临毁灭边缘。
　　但是刻经处这一佛教文化事业，仍为国内外有关人士所注意。1973年春，美籍华人杨仁山的孙女杨步伟和孙女婿国际著名学者赵元任回国观光，在周总理接见他们时，提出恢复金陵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甚为重视，即将恢复任务交给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周总理的指示符合国内外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愿望。赵朴初陪同赵元任夫妇来刻经处瞻仰杨仁山居士墓塔并规划恢复。但在那时，恢复工作仍被耽搁下来。四凶既除，赵朴初几次来宁联系，到1978年底，才能调集部分人员从事筹备恢复工作。在此期间，虽然被占住房屋未能收回，工作难于展开，仍对国际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初步做了一些工作。如1979年2月，南京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新大学结成友谊学校，刻经处就提供一部“文革”中保藏下来的《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给南大，作为赠与威大的礼物。11月间接待了日本东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派遣的京都人文社会科学者友好参观团一行20余人来刻经处参观访问。
　　因各方迫切需要佛经，经与各方联系取得协助，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克服缺乏房屋和场地的困难，于1980年底开始整理经版。在保存下来的十二万多块混乱损坏的经版中，选出残缺不多而为佛教界所急需及对刻经处有历史意义的经版，先行抽出，组织技术力量，培养青年，刻补印刷，以供流通。今年5月间，赵元任教授应邀回国讲学，再次来刻经处，看到恢复工作正在进行，深为庆幸并表示感谢。赵朴初为刻经处重印《净土四经》、《百喻经》、《杨仁山居士遗著》三书撰写《因缘略记》，以为刻经处重行恢复刻印业务，与杨仁山创办刻经处时首刻《净土四经》同为佛教重光、法运更新之始。现在印出的书，如《百喻经》等已开始发行流通。我们无限感谢党的宗教政策的重新落实，感谢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预料金陵刻经处业务全部恢复以后，将重负起学术研究、佛典流通和增进国际文化交流的任务，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