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径与《契丹藏》

一、石经之肇始
　　我国之有石经，始于汉灵帝嘉平年间，在辟雍里安置石碑，把儒家几种重要经典镌刻于上，作为定本，使读书人可以传抄；如文字有出入，亦以此为正。当时所刻被称为“熹平石经”，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部。后至曹魏又有“正始石经”之刻。
　　儒家刻经也影响到佛教徒。在北齐时代，山西太原风峪刻了《华严经》，山东泰山经石峪刻了《金刚经》，徂徕山刻了《般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刻了《维摩诘经》、《胜鬘经》等。但佛教徒刻经的目的与儒家是不同的，据响堂山唐邕刻经愿文说:
　　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
　　因为书经于纸帛之上难以久存，所以才会想到把佛经镌刻在石头上。
　　这些早期的佛教石经事迹，对后来静琬发愿在房山刻石经是有影响的，而直接的影响还是北魏和北周的两次法难对佛教造成的严重破坏。
　　佛教自传人中国，颇为盛行。至南朝梁武帝(肖衍)时，更尊佛教为国教，仅京都一地就有寺庙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北朝的北齐全境寺院竞达四万余所，僧尼三百万之多。社会上出现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僧尼，自然会引起一部分非佛教徒的反感甚至反对的情绪。于是导致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抑制的措施，如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太平真君年间(440—450)，下令诛沙门，毁经像；特别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年间(572—577)下令废佛教，前后三年间，关、陇地区佛教僧徒诛除殆尽。这两次灭法运动，在佛教史上被称为“法难”，给当时佛教徒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僧侣们开始考虑到如何保存佛经以防法灭的问题。北周废佛时，一些书写在纸帛上的经卷化为灰烬，可是北齐刻在石崖上佛经却安然无恙，这给当时的佛教徒以很大的启发。静琬正是受到这种启发才在房山凿石刻经的。
　　据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载:
　　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閟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
　　可见慧思是发愿者，静琬是实行者，其目的是为了一旦遭到“法难”时，可以用此石经充作“经本”以资传写。静琬在贞观八年(634)刻碑题记上正是这样说的:
　　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輙开。
　　又如《涅槃经堂题记》残碑也说:
　　此堂内唯有石《涅槃经》一部，更无余物。本为未来悬远无佛法时，留为经本，开生慧日，静琬镌头，愿尽未来。
　　从这些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静琬镌刻石经的目的与北齐佛徒刻经的用意是不同的。所以他在这里刻经，并不仿造过去摩崖刻经，而是以石板刻经，这样不仅可以多刻，拓出来又可以做经本。
　　二、隋唐之刻经
　　静琬刻经的目的主要是“为未来的法难拟充经本”，并没有预先编制目录、逐步进行等详细计划，只是想把一些重要经典陆续镌于石上，所以他先从《华严经》着手。此事见于贞观二年(628)题刻:
　　静琬为护正法，……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十二部。
　　现存雷音洞(俗称“石经堂”或“华严堂”)中的石经一般公认是静琬所刻，主要有《法华经》、《华严经》(晋译)、《涅槃经、《维摩经》、《胜鬘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生经》等。
　　静琬于贞观十三年(639)入寂，刻造石经的事业由其弟子递承不替。据辽赵遵仁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说:
　　(静琬)于唐贞观十三年奄化归真，门人导公继焉；导公没，有仪公继焉；仪公没，有暹公继焉；暹公没，有法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绝其志。
　　据《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知“法公”为玄法，从石经题记知道他所刻经最晚到天宝十三年(754)，由此可见，自隋大业年间开始，从静琬至玄法师徒五代的相继努力，在一百五十多年间刻了不少石经，很多大部经典都刻了出来，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方等大集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槃经》、《正法念处经》，都是大部头的经典，甚至像玄奘所译六百卷的《大般若经》也完成了一部份。从所刻经的内容来看，是不分大、小乘，以经为主，律、论两类则多未顾及。原因可能是他们当时并不是以刻“藏”为目的，“经”是佛说，所以要把“经”首先刻出来。
　　幽州地方处在安史之乱的中心地带，但房山的刻经事业并未停顿，从现存《大般若经》第一百九十五卷至二百一十四卷的题记看，标有安禄山的“圣武”、史思明的“顺天”、史朝义的“显圣”、朱泚的“应天”等纪元，可见刻经事从未间断过，只是进展比较缓慢而已。至贞元、元和(785—820)间，由于幽州节度使刘济崇信佛教，在他捐俸刻经的带动下，刻经事业仍在积极进行。后经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的废佛运动，云居寺一度遭受打击，刻经也因之衰落，但很快又恢复起来。大中、咸通(847—873)之际，在当地长官杨志诚、史再荣、杨志荣、史元忠、史元宽、张允坤、张允皋等及其亲属的施助下，先后刻造石经不下百余卷。
　　镌刻石经这一联绵不断的事业，至唐末告一段落，下面便是五代战乱，遂完全陷于停顿状态。
　　三、辽代刻经
　　辽代刻经，据现存房山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撰《四大部成就碑记》云:
　　……我朝太平七年(1027)、会故枢密直学士韩公讳绍芳知牧是州，因从政之暇，命从者游是山，诣是寺，陟是峰，暨观游间，乃见石室内经碑，且多依然藏贮。遂召当寺耆秀，询以初迹，代去时移，细无知者。既而于石室间取出经碑，验名对数，……乃知自唐以降，不闻继造，佛之言教，将见其废耶？公一省其事，喟然有复兴之叹，以具上事，奏于天朝。我圣宗皇帝(耶律隆绪)锐志武功，留心释典，既闻来奏，深快宸衷，乃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元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释文坠而复兴，梵匠废而复作。琬师之志因此继焉。迨及我兴宗皇帝(耶律宗真)之继位也，……常念经碑数广，匠役程遥，藉檀施则岁久难为，费常住则力乏焉办。重熙七年，于是出御府钱，委官吏贮之，岁析轻利，俾供书经镌碑之用，仍委郡牧相承提点。……自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1027—1057)中间，续镌造《大般若经》八十卷，计碑二百四十条，以全其部也；又镌写到《大宝积经》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计碑三百六十条，以成四大部数也。
　　又据天庆八年(1110)志才撰《续秘藏石经塔记》说到:
　　……至大辽留公法师奏闻圣宗皇帝，赐普度坛利钱，续而又造。次兴宗皇帝赐钱又造。相国杨公遵勗、梁公颕奏闻道宗皇帝(耶律洪基)，赐钱造经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计一百八十七帙。
　　据赵遵仁《记》载，是韩绍芳将刻经情况奏闻圣宗的，而志才《记》中则说由“留公法师奏闻圣宗”得到赐钱续造，所说不同，当是一事，留公可能是僧方代表，而韩绍芳则是地方长官。根据这两条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房山刻经事业在辽代重新恢复是太平七年的事，所刻经典是补缺续新，补的是《大般若经》过去未完成和残缺部分，续的是新刻《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
　　从圣宗开始，由政府资助刻经；到了兴宗又赐钱析利办理刻经之事，似乎这笔资金并没按原计划实行就耗尽了，道宗又赐钱继续刻经事业，在这三代皇帝的倡导之下，房山石经的续补工作进展很快。但在这三次赐钱之后，即不再有赐钱助刻的记载，并且似乎道宗也只在他的早期给予资助，至大安时(1085—1094)已是由僧徒募捐进行的。道宗大安年间释志才《续秘藏石经塔记》说:
　　有故上人通理大师，缁林秀出，名实俱高，教风一扇，草偃八宏。……师因游燕山，寓宿其寺，慨石经未圆，有续造之念。……至大安九年(1093)正月一日，遂于此寺开放戒坛，……所得施钱，付门人见右街僧录通慧圆照大师善定，校勘刻石。石类印板，背面俱用，镌经两纸。至大安十年(1094)，钱已费尽，功且权止，碑四千八十片，经四十四帙。
　　可见在大安九年已前，房山刻经事业已经停止；到了通理，由他放戒募化了一些钱，又重新振作起来，虽只一年时间，但刻经四十四帙，依每帙至少十卷计，为数已将近五百卷，可以说卓有成绩了。
　　通理之后，其弟子善伏曾继续完成一部分刻经，最后是僧玄英及其在家弟子史君庆完成了二十七帙，但其时间已到金天眷三年(1140)了。
　　通计房山石经之镌刻，固然肇始于隋、唐，但继起完成这项艰巨工作的却是辽代，没有这一代人的努力，隋、唐时代的创举，仍然不过像响堂山的刻经一样，表现不出它的特色来。
　　四、辽刻石经编号与《契丹藏》的关系
　　房山石经，隋、唐旧刻原无《千字文》编号；辽代诸刻，如《大般若经》，乃补系刻未完部分，仍遵原式没有采用《千字文》编号，辽代刻经以《大宝积经》为最先之作，由圣宗赐钱镌造，从这部经开始才有《千字文》编号的。这些编号，稽之《大唐开元释教录》显有出入，并不一致。后来研究者发现石经的编号与可洪所撰《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的《千字文》编号一致，但《随函录》全部编号仅四百八十帙，至〔英〕字为止；而房山石经编号于〔英〕字下尚有八十八帙，达五百六十八帙，至〔宁〕字后始不再见有《千字文》编号，这就使人无法明白这〔英〕字之后八十八个《千字文》编号从何而来？但从内容来看，自〔杜〕字至〔毂〕字三十帙全为密教经典，其目录与《高丽藏》的编号一致，可是石经不可能依据《高丽藏》作为底本来镌造。至于〔刻〕字至〔惠〕字三十帙，则为宋代新译诸经，而〔丁〕字迄〔多〕字帙，内中除唐行琳集《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尼集》三十卷外，全为辽代大德译集之作。这些经典又是根据什么底本编入的？也使人费解。最后殿以姚秦筏提摩多译《释摩诃衍论》，依照排列顺序此书应在大乘论部之列，何以却安排在此？这些疑问是不可漠视的。因为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辽刻石经的渊源就无法搞清楚。
　　不过从石经《千字文》编目和排列来看，它是很有次序的，每帙卷数纵有多寡，但大致是以十卷为一帙，字数多寡均匀，没有或多或少的紊乱现象，这说明辽刻石经的编号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藏经之刻，首创于宋开宝年间(968—976)，即世所谓《开宝藏》是也。这部藏经久已失传，天壤间所存残帙不足十卷，现在无法考出它的经目，因之也无从确知它的《千字文》编目是什么样子，估计不会有密教这一部分。其次要算《契丹藏》了，但《契丹藏》的情况更是缺少材料，在未发现山西应县辽刻《契丹藏》残本之前，《契丹藏》是什么样子谁也不清楚，只有《金石萃编》卷一五三载咸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文英大德赐紫沙门志延撰《旸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一文略记其事:
　　旸台山者，蓟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山之名传诸前古，院之兴止于近代。将构胜缘，旋逢信士，今优婆塞南阳邓公从贵，善根生得，净行日严。咸雍四年三月，舍钱三十万，葺诸僧舍；又五十万募同志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
　　因为这篇《创造藏经记》的纪年是咸雍四年，故知所谓《大藏经》乃指《契丹藏》而言，因之也就知道《契丹藏》全藏为五百七十九帙，由此推算《千字文》编号应止于〔灭〕字。
　　《开宝藏》的辑刻，从残卷尾题所记，其事大致在开宝六年(973)及稍后；《契丹藏》的辑刻，则资料缺乏，没有记载可考察。不过辽圣宗是崇信佛教的，据《契丹国志》卷七说圣宗“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说明他对佛教经典是有研究的，那么《契丹藏》之辑刻，可能就是在圣宗时代开始的。房山石经中的《大宝积经》既然是圣宗赐钱所刻，必然要采用当时皇帝所颁的《大藏经》作为兰本，因之可以推断，辽刻石经的《千字文》编号，必然就是《契丹藏》的编号。
　　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开宝藏》与《契丹藏》之编刻，在时间上相距至多二十年，可以相信辽刻石经所依据的底本就是《契丹藏》。所以我们认为房山辽刻石经也就是《契丹藏》的覆刻。在进行时先把唐代已刻诸经按碑编目后，再把《契丹藏》中一些在唐代未刻的经典补刻齐全，这也就是今天房山石经的样子。
　　仅靠这种推论并不能肯定辽刻石经就是《契丹藏》的覆刻，我们还可在其它记载中找到一些材料来说明这种推论是可信的，如高丽沙门守其撰《新雕大藏校正别录》卷一说:
　　《须摩提经》，《开元录》云:此经前后四译，三存一缺。流支法师有先、后二译，其先译即一缺也。今检诸藏，《国》(指《高丽藏》初刻本)、《宋》(指《开宝藏》二藏有法护译、流支后译，而无什译。《丹藏》虽无流支后译，而有法护、罗什二译，则若二藏互备，乍似具存矣。今详《丹藏》所谓罗什译者，与诸藏法护译始终无异，又非罗什译经之例，而谓之什译何也。
　　今验之石经〔裳〕字帙，一标《须摩提经》一卷，西晋竺法护译；一标《佛说须摩提菩萨经》一卷，姚秦鸠摩罗什译，正与守其指出的《丹藏》之误相同。
　　最近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残卷中有《一切佛菩萨名号集》卷第六(一卷)，《千字文》编号为〔勿〕字，今验之石经，字号恰亦相符。
　　更有《续藏经》第一编第七十二函所收辽中京报恩传教寺沙门法悟撰《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卷一载:
　　(《释摩诃衍论》)总有三译，然释斯论，肇自秦代，迄至皇朝，仅七百年间，未曾流布；遘一千运内，方遂传通。……清宁纪号之八载(1062)，……皇上万枢多暇，五教皆弘，乃下温纶，普搜坠典，获兹宝册，编入华龛。自兹以来，流通寖广。
　　这里所谓“编入华龛”显然是指勅命纳入藏经而言，可见《释摩诃衍论》一书是清宁八年奉旨补行入藏的，今验之石经，正列于〔宁〕字号，是石经《千字文》编号最后一号，与守其之言正合。
　　根据这些记载与实物，可见房山辽刻石经亦即《契丹藏》的覆刻石本，它虽然并没有把《契丹藏》全部刻出但根据《千字文》编号验之，《契丹藏》的大、小乘的经部一项是大致刻出了。这大概还是根据静琬刻经本意，首重“经本”的原故。
　　有人认为在契丹王朝覆灭之后，一直到金大定十三年(1173)还有续刻，是否还是使用《契丹藏》为底本，在这点上是无须怀疑的。房山石经之刻，从辽迄金一直没间断过。金代天眷三年(1140)《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一石所镌目录，应即《契丹藏》从〔书〕至〔八〕字十二字之经目，不然是无法这样编号的。
　　从现存房山石经我们可以看出《契丹藏》编辑的特点，它于大、小乘经、律、论部之后增入了密教这一部分经典，从这里也可看到密教在辽代是受到相当重视的。
　　根据《旸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所载，《契丹藏》应为五百七十九帙，而房山石经所刻只至〔宁〕字止，为五百六十八帙，则尚有十三帙未刻。估计其原因，房山云居寺所藏全部《契丹藏》可能是辽清宁八年左右印本，这正是《释摩诃衍论》补行入藏之时，所以在这之后补行入藏的诸书，云居寺即无其刻本，而石经之刻也至此而止了。
　　《契丹藏》久已失传，最近在山西应县木塔之中发现少数残卷，这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现在又发现房山辽刻石经是一部《契丹藏》的覆刻本，这不独是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注:《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千字文》编号为〔师〕字至〔乃〕字十二号，为辽重熙十一年刻。但该经前部并无《千字文》编号，至〔人〕字起始见编号，说明房山石经自《千字文》〔人〕字号起才开始依《契丹藏》为底本，也说明这时《契丹藏》已全部竣工、印刷流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