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迦先生是一位精研佛典、学识渊博的学者，是倡导研究佛教文化和办理佛教教育的实行家，也是佛教虔诚信仰者和社会活动家。他孜孜不倦地钻研三藏，深入理解佛教哲学，由理解的真确，产生诚笃的信仰，进而身体力行。数十年来，先生讲授佛教哲学，整理佛教典籍，领导佛教学术研究，主持佛教文化团体工作，沟通汉藏佛教，培养佛教研究人材，而且著述等身。任务如此繁重艰巨，先生欣欣然为发展佛教文化事业而呕心沥血。
先生襟怀坦白，和蔼谦虚，律己甚严，待人极宽。对后进尤为爱护，善诱循循，亲切指导。平日自奉极俭，而事业所需，则罄其所有，且毫无名利之心。佛教注重“信解行证”，先生毕生是遵循这一理论而付之实践的。
先生思想进步，解放前即是中国民主同盟会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担负一定的任务，与民主人士多人发表声明，抗议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解放后，先生欢欣鼓舞，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为团结国内外佛教徒，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先生原名明夔(1899——1970)，字志和，后女名叔迦。笔名云音、演济、沧洐、水月光。室名最上云音。1918年，肄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工科。1927
年旅居青岛，精研三藏。1930年来北平，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民国大学等校教席，讲授佛学·解放后，任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第五支部负责人。1956年，印度摩诃菩提会推为终身会员。196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先生对佛学有精湛的研究，在高等学校哲学系讲授中国佛教史、唯识学、因明学、佛教文学、成实论、三论宗哲学等课程，充实了中国和印度哲学的教学内容。而且见解独到，受到同学的欢迎。最早发表的著作《牟子丛残》(1930年社丛书排印本)一书，勾稽史籍的记载，考证《牟子理惑论》是后汉献帝时逸民牟融的著作，与汉明帝时太尉牟融不是一人。论据确凿，有力地批驳了当代名家梁任公所撰《本子理惑论辩伪》以是书为晋人伪造的说法，证明《理惑论》明确反映了东汉末年佛教初传到中国的情况。这一论证，对于研究早期佛教发展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受到当时学术界的重视。
解放前几十年，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有汤用彤、黄忏华与先生，并称三家。他写的《中国佛教史》第一编(1933年最上云音室印本)，和《中国佛教简史》(1962年中国佛学院油印本)，主张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从印度通过西域传人中国，至汉明帝时与政治发生联系，得到政府的承认，到现在近两千年。其发展可分斋忏祭祀(汉代、三国)、般若思想(两晋)、三学并弘(北方十六国、刘宋、南齐)、律师异说(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八宗鼎盛(唐、五代)、流派蔓衍(宋、辽、金)、衰微零落(元、明、清)七个时期。根据大量的史料，提纲挈领，阐明中国佛教檉蘤3历史上、学术思想上所起的作用，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
其他的著作，关于佛经注释的有《法华经安乐品义记》、《灌佛形像经疏》、《药师如来本愿经疏》、《阿弥陀经义疏》、《决定毘尼经疏》(均为1944年以前出版)。关于戒律的有《菩萨戒律汇集》(1944
年以前出版)。关于论部的有《唯识研究》(1934年商务出版)、《新唯识三论判》(1944年以前出版)、《因明新例》(1934
年商务出版)。关于佛学概论的有《八宗概要》(1962年油印本)、《佛学程序集》(1944年以前出版)。另有《瑜伽焰口施食要集详注》(1944年以前出版)一书，是研佛教法事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其他还有《宏明文选》(1933年出版)、《净业正因》一、二、三、四集(1940年出版)，是经典和文章的选本。又有《虫叶集》(1944年以前出版)，是先生文章的选集。未刊的还有《佛画纪源》及《补遗》、《大乘起信论要释》、《佛传综录》、《释迦如来传集》、《中国佛教史料》等书。发表的论文凡五十余篇，散见于各杂志中。关于探讨佛教哲学的有《佛教两大定律》(《微妙声》第一期)、《佛教的辩证法》(《微妙声》第四期)、《人生的两大定律》(《佛学月刊》三卷一期)。关于佛学研究方法的有《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方等五经》、《法相五经》、《大乘律》等研究法(散见《佛学月刊》各期)。关于佛教历史的有《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现代佛学》五四年四期)、《宋元明清译经图纪》(《微妙声》第七、八期)、《隋书经籍志佛经序论勘误》、《隋书经籍志考证补正》(均见《微妙声》二卷一期)。《高僧传序录注》(《同愿》三卷十期至四卷五期)。关于佛教美术的有《佛画漫谈》(《现代佛学》六二年三期)、《北京香山碧云寺的雕塑》(《现代佛学》六二年一期)。其他如《西夏文佛檉蘤3范矶�)、《漫谈变文的起源》(《现代佛学》五四年二期)、《汉族僧服考略》(《现代佛学》五六年四期)，都是深有研究的文章。先生沟通经律论三藏，博大渊弘，分析义理，注重考据，而不存门户之见，在现代佛学界中是比较罕见的。1960年，曾为中华书局校点《法苑珠林》一百卷，每条引文都查勘了原文的出处，功力之深，可见一斑。
关于敦煌学，先生曾作过大量工作。1922年起，陈援庵先生整理北平图书馆所藏八千卷敦煌写经，他用了几年时间，依照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的体式，稽覈异同，编成《敦煌劫余录》十四帙，为世界研究敦煌学的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在编目时，每每遇到首尾残缺的卷子，书名译者或著者都无从考查，深感棘手，所以在其书的序中说：“夫写定之难，厥为首尼不具之残轴。轴首尾无经名，而轴中有品名，尚易定也；虽无品名，而其文为吾人所常习如《金刚》、《法华》之类，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习之经论，往往一残轴比勘多时，咨询多人，仍不能考定。经入馆二十年，而目迄未刊布者，此其一因也。”这时，先生适从青岛来北平，对敦煌卷子极感兴趣，便参加了一部分经籍的考定工作。上书序中又说：“今第十四帙中‘佚考诸经’即此类。第十四帙中并有‘续考诸经’，为近日秋浦周君叔迦所考定，并依编入。”“续考诸经”凡八十六部，二百多个残卷，如果不是先生对佛典有渊博的知识，而又细心考覈，许多残卷便似无头公案，很难确定应属于谁的名下。不止于此，后来先生又继有所获，王重民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中说：“《敦煌劫余录》的编制，虽说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失题的佛经残卷考证出来的经名也很多，但我们并没有以此为满足。周叔迦先生在&檉蘤3;的基础上，不但又从‘俟考诸经’中考出了三种，并就全录作了新的考查，考出了其中有差误的五十二种，那些差误多发生在著录的含糊，没有追查到底。如众律的残卷，《敦煌劫余录》432—3页统以‘戒律’著录，叔迦先生考出其中有律名者二十六种；又《渝伽师地论》的注解在敦煌是有多种的，《劫余录》435—7页统称为《瑜伽师地论》，而没有把注解的名称举出来，叔迦先生又考出其中有原名者十一种。这都是敦煌遗书编目工作中最困难，而又是应该逐渐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叔迦先生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王重民先生毕生专门研究敦煌学，所以深知其中甘苦。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生对佛教三藏了解的精深广博，才能有这样的成果。先生对于敦煌佚经，也有深刻的研究，曾发表多篇介绍文章(散见《现代佛学》各期中)，表彰过去隐没不显的佛教古德的著作。先生对敦煌壁画，也极爱好，通过黄宾虹先生的鉴定和题记，曾购置了多幅壁画，作函庋藏，可惜在十年动乱中，都化作云烟了。
先生除讲学著述外，尤致力于佛教文化的事业，1933年，主管北京刻经处，校刻有《名僧传钞》、《性相津要》、《信力入印法门经》等。1935年，先生与欧阳渐、叶恭绰等发起，将发现于山西赵城广胜寺所藏的金代藏经，选择其中罕见的珍本，影印成《宋藏遗珍》三集，共四十六种，二百五十五卷，这对于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流传，以及雕刻、美术的研究，都是大有贡献的。先生又以佛教藏经大都是梵筴本，清代的《龙藏》，经板虽存，印刷不易，所费也极巨。明末清初所刊的《嘉兴藏》是书册本，但其板早毁于火。清末以来，至于民国，砖桥、扬州、杭州、苏州、长沙、成都、北京、天津都设有刻经处，所刻众经，较之《龙藏》仅缺经部十八种，计三十檉蘤3计一百七十八卷，所缺不过百分之三四。1936年，先生与徐森玉、徐蔚如发起捐募资财补刻方册大藏，汇集各刻经处之本，成为百衲书册本《龙藏》。刻印所费甚多，先生自己捐款校刻一部分经论，天津刻经处也校刻了《华严经搜玄记》等书。这一弘愿，任务甚重，后来时局变易，未得全部实现。
1936年起，先生任华北居士林理事长，联系在家佛教信徒，宣讲《维摩经》、《法华经》等佛典。为了便利社会人士阅览研究佛教典籍，于1940年建立居士林图书馆，请北京图书馆中文编目组长袁湧进主持其事，制定佛教书籍分类法，藏书万余卷，公开阅览。1941年，又于该林设立佛画研究会，招收学员，研习佛画。聘请黄宾虹、徐石雪等任教，先生也参加讲授，培养一批专门研究佛教美术的人材。曾在中山公园开过展览会，除展出当代画家及学员所绘佛画，如《传法正宗定祖图》长卷、《天女散花》横幅、《澍花观音》、《长眉罗汉》等外，还展出一部分古人所绘佛画的精品，如金代《五大明王像》、明代《水陆画》、西藏《二十五佛》等。这一创举，博得美术界的赞许和好评。同年又设立佛学研究会，编辑佛教史志六种，为将来编写佛教历史奠定基础：一、佛教金石志(杨殿珣担任)，二、佛教艺文志(苏晋仁担任)，三、佛教寺塔志(刘汝霖担任)，四、佛教法论志，五、佛典辑佚(王森、韩镜清担任)，六、二十四史佛教史料汇辑(黄诚一担任)。数年之后，有的已近成书。积稿原存法源寺中国佛学院，文化大革命中惜多散失。
1936年，北平佛教界为沟通汉藏佛教，建立菩提学会，先生任常务理事，设立藏文班，培养对西藏佛学有志趣的人学习藏文，从事传译藏文佛教典籍。解放后，1962年，商务印书馆拟出版《佛教史籍丛书》，请先生主编。先生计划请人将西藏佛教史籍如《布顿檉蘤3《土观佛教史》、《西藏王臣史》、《印度佛教史》等译为汉文，尚未全部译成，动运突起，这一弘大计划就化为泡影。
先生积极出版刊物，认为这是推动研究佛学的好方法。1936年，与佛学界知名人士组成编委会，出版《微妙声》月刊。集稿编辑，多出自先生之手。至1940年，共出刊九期。其内容专载研究佛教学术有一定水平的文章，与当时一般的佛教刊物迥异其趣，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40年，又主持《佛学月刊》(中国佛教学院出版)，至1944年，共出刊三十多期。还出版《中国佛教学院年刊》一册，是该院教师研究的心得。
先生极为热心培养佛学研究的出家、在家人材。1940年，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于瑞应寺，任院长。设预科及本科，本科分教理系、文史系。教理系设《华严》、《般若》、《阿含》、《法华》、《涅槃》等经，《成实》、《俱舍》、《成唯识》、《瑜伽师地》等论之研究。文史系设佛典通论、八宗纲要、《高僧传》研究、佛教目录校勘学、佛教制度史、蒙藏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科学思想史及藏、梵、英、日等语言课程，附设尼众分院于弘善寺。先生除自己讲授外，擘划经营，不遗余力。经费支绌，则自己捐献，甚至变卖自己的住宅。学成的学员分赴南北各地庙宇，多起到骨干作用，也有的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解放后，新中国建立，先生更加精神振奋。1953年，发起并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为新中国的佛教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有五件事是先生特别关心和出力的。第一是1955年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年，倡议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周总理接受斯里卡兰总理的请托，应允提供中国佛教方面的条目，交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佛学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占有不可忽檉蘤3百科全书，在我国还是创举，须要体现我国现代佛学的研究水平。先生在编纂委员会中，自拟定条目到审查稿件，无不仔细推敲，审慎考虑。任务艰巨，先生所付出的精力是可以想见的。第二是房山石经的拓印。房山石经的镌刻始于隋唐时代的静琬法师，直到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为止，前后历时一千年。共有九个石窟和一个地宫，藏石刻经版一万五千余块，经、律、论一千余部三千多卷，是我国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但石窟大部封锢，经版重叠堆置，拓印工程浩大。自1955年开始调查、发堀、整理、召集工人，搬运椎拓达数年之久，始得完成，这一历代人民辛勤劳动的文化宝藏，才能与世相见。先生参与筹划经营，登临跋涉，不畏艰辛，并拟定整理方案，计划刊印为七卷出版。第三是同年进行的全国石窟调查，先生组织工作，请阎文儒同志等分赴河南、山西，远及陕、甘、新疆以及浙江、四川等地，将各窟造像、建筑，绘图摄影，取得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保存了祖国珍贵的艺术遗产。第四是于北京西山灵光寺修建佛牙舍利塔，先生参预其事，请各方专家设计，自58年至64年，经六年之久，始克竣工，这是新中国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东南亚一些信仰佛教的国家，也是极为重视的。第五是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创办中国佛学院于法源寺，先生任副院长和教务长，并亲自授课。后又成立研究部，分佛教史研究组和教理研究组，学习研究因明、瑜伽等经论及南传上座部和西藏中观学。另设藏语佛学系，培养来自藏、甘、青、川、滇的藏族地区著名寺院的学僧，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具有研究和教务工作能力的人才。
解放初期，巨赞法师为解决北京市僧尼就业问题，与先生研究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从事生产，以自食其力。经费由先生筹措。
在“文化大革命”先生达观，丝毫不在意中。1970年1月，以心脏病、肾炎逝世。佛教协会将此事报告周总理。总理对先生极为器重，认为先生是佛教界有影响的人物，令新华社在《人民日报》发表逝世消息。在当时风雨如晦，“四人帮”横行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异数”。先生于常寂光中，一定会开颜微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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